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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发生在北宋徽宗的政和八年（ac1118），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北宋的一个使团从位于山东半岛末端的登州出海，越过渤海海峡，前往辽东企图与新兴的金国建立联盟以夹攻辽国，恢复燕云十六州。史书上记载，这支小小的使团一共包括七名将校，八十名士兵，其中官职最高的是武义大夫马政，武义大夫是宋代的武臣阶官名，宋代武臣一共分为五十三阶，而武义大夫是第三十阶，从七品。也就是说使团内并没有文官，只有一位中低级军官担任使节。如果考虑当时的惯例，一般来说被派去执行这种危险任务的官员都会被突击提拔几级作为奖励，很可能这位名叫马政的武官原本的阶级就更低了。而且这个使团以买马为名，没有携带任何政府文书，仅仅口传诏意。由此可以推测，这个使团的性质是试探性的、非正式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使团，却揭开了十二世纪初北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大时代的序幕。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调回到政和五年的春天（ac1115），在宋帝国的北疆，与邻国大辽的和平关系已经持续了百余年，其间虽然不无波折，但从总体上看，自檀渊之盟以来的百余年，辽宋两国基本保持了和睦平等的关系，双方互通使节，通使殷勤，辽国边境发生饥荒时，宋也派人赈济，宋真宗驾崩，辽圣宗集藩汉大臣举哀，当然其中不无当时与后世儒生的粉饰，但也有相当部分的真实。
这种情况在古代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除非有一个更为强大的第三者存在，一般来说相邻两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冷淡甚至满怀敌意的，某一方的灾祸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就是进攻乃至并吞对方的大好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辽宋两国的统治者道德高尚到了不愿意用战争来达到己方目的的意思，而是在宋开国时两国间的几次交锋中，双方都意识到两者的实力处于一种微妙的均衡状态，宋方无力从辽方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辽方也无力大军南下拿下汴京。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以毁灭对方为目的的无限战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愚蠢的，这种微妙的平衡才是和平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政和五年,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政和五年三月二日，设置在宋辽边境雄州的河北沿边安抚司接到辽光禄卿李良嗣的一封密信，密信的接收人是当时北宋的重臣——太尉兼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童贯。在密信中，李良嗣透露了女真建国的消息，并指出辽国倾亡指日可待，表达了自己投诚北宋的愿望。
在经过紧急的商议之后，北宋知雄州和诜派人将李良嗣接应到宋边境，并秘密将其护送到汴京童贯家中，很快李良嗣就得到了童贯的信任。不久之后，童贯推荐李良嗣面见徽宗，在会面中，李良嗣指出辽政无道，金兵日强，若是宋毫无动作，燕京必然为金人占领，建议北宋立即与金联合攻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徽宗大喜，将之在朝中付之讨论，这不啻于是一勺被投入滚油之中的凉水。
可能是因为后来的靖康事变，导致东京沦陷、二帝北狩的缘故，南宋的士大夫对签订海上之盟，联金灭辽这一策略的态度是一边倒的激烈批评，认为正是这一短视的政策导致北宋灭亡。其批评的理由大概如下：本朝与辽国已经有百年盟约，作为礼仪之邦，不能见利忘义背弃百年盟约；其二北宋现有的军事与经济状况不足以完成完成夺回燕云的重大任务；还有就是对同盟女真人表示怀疑，认为这个新兴的野蛮民族攻击性更强，与其和他们联盟不如与已经和睦百年的辽国做邻居。就连这位辽国的逃人——李良嗣在《宋史》里也被打入了奸臣之列。
这三条听起来很有道理，北宋灭亡的事实也仿佛印证了这点，但历史是如此的复杂，并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倒推。如果我们对当时的历史加以更深的了解，就会发现以上三条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条约都是无法自己保证自己的，假如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保证，那么唯一能够确保条约能够执行的就是双方的实力对比保持平衡，在金国起事之后，宋辽之间在河北边境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这条约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换了辽国易地而处，只怕也会撕毁条约大举进攻。其二，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李良嗣对辽金战争的结果判断是大体正确的，金几乎是独自击败并消灭了辽国（宋军在整个灭辽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除非宋与辽联合抗金（我怀疑加上北宋的援兵辽依然打不过金，而燕云十六州的存在就使得辽宋之间的合作必然是矛盾重重的，很难形成合力，只要金表示对于关内的幽州没有野心，宋与辽就无法达成真正的同盟。），那么辽的灭亡就是既定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宋企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想法就是不现实的。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结果，先与金联盟，夺取燕云十六州，使之成为能够保护己方腹心之地的屏障就是最理智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说反战派说对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本能的认识到金的强大和凶悍与己方的虚弱；北宋当时的军事和经济状况要完成以上任务有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说的更直接一点，那就是当时北宋的中枢机构已经腐朽到无力汲取帝国所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将其组织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自己的地步。不幸的是，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
假如可以打一个比方的话，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北宋就好像一辆庞大而又老朽的破车，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的爬行，随时都可能掉下万丈深渊。而车上的人们却全然不知道自身所处境地的危险，继续饮酒作乐、勾心斗角，而少数几个看清了危险处境想要竭力挽救的人却被从驾驶座的位置上扯开，最后大车终于坠入无底深渊，落得个车毁人亡、万劫不复的下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华夏古典文明在达到前人重未能达到的顶峰后，突然跌落到黑暗的深渊，虽然后人们竭力从那个深渊里爬了出来，但再也没有能够重新达到这个高度。
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亿万人经过数千年战胜了无数困难才产生这样绚烂的文明，而少数几个人的愚蠢和贪婪就能将其毁灭了，有时候在阅读北宋末年的史料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荒谬的感觉，这么多人的命运居然就只掌握在这么少的几个人手中，而这几个人居然完全不把这当回事，以一种可以说非常轻佻的态度对待着如此巨大的权力，只把这当成是穷奢极欲的工具。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争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谋取自己私利的大好机会，他们的脑子里考虑的不是如何赢得胜利，而是如何让私利最大化，甚至连天子本人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失败就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了，坐在御座上的那个人都不把祖宗留给自己的基业当一回事，那旁人能做的只有当山河破碎之时，从头收拾旧河山而已。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史记匈奴列传》一段话：“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
首先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一个叫做中行说的宦官说的，此人是汉文帝时的人，本来是汉宫里的一位宦官，汉文帝将宗室女与匈奴和亲，让这位中行说作侍从同去，中行说很不高兴，就说如果你让我去匈奴，肯定会对大汉有巨大的危害。汉文帝没当回事，还是强行派去了。结果中行说到了匈奴之后，就当了单于的谋臣，为匈奴出了很多主意，对汉朝的危害很大，可以说是“汉奸”的鼻祖了吧，上面这段话就是他对汉朝使臣对话的一部分，我将全部对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如下：
汉使说：“匈奴不尊重老人，好食物和衣服都是给年轻人吃用！”
中行反驳说：“汉人如果青壮年要出征，临出发前他们的父母难道不会把最好的食物和衣服给儿子们吗？”
汉使回答：“是的！”
中行说：““匈奴人都明白战争是重要的事，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把那些肥美的食品给壮健的人吃喝，大概这是为了保卫自己，这样，父亲儿子才能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可以说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
汉朝使者说：“匈奴人父子竟然同在一个毡房睡觉。父亲死后，儿子竟以后母做妻子。兄弟死后，活着的兄弟把死者的妻子都娶做自己的妻子。没有帽子和衣带等服饰，缺少朝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人人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乳汁，用它们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随着时序的推移而转换地点。所以他们在急迫之时，就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时势宽松的时候，人们都欢乐无事，他们受到的约束很少，容易做到。君臣关系简单，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却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孙。如今中国人虽然佯装正派，不娶他的父兄的妻子做老婆，可是亲属关系却越来越疏远，而且相互残杀，甚至竟改朝易姓，都是由于这类缘故造成的。况且礼义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而且极力修造宫室房屋，必然使民力耗尽。努力耕田种桑而求得衣食满足，修筑城郭以保卫自己，所以百姓在急迫时不去练习攻战本领，在宽松时却又被劳作搞得很疲惫。唉！生活在土石房屋里的汉人啊，姑且不要多说话，喋喋不休，窃窃私语，戴上帽子，难道还有什么了不起吗？”
相信绝大部分读者们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都会很惊讶，在我国的史书里很少能看到类似的文字，因为这完全是从一个野蛮人的立场上对文明社会一种赤裸裸的否定。在中行看来，汉人中的士大夫虽然自诩礼仪之邦，但那不过是一种虚伪，他们与亲属关系疏远，相互矛盾重重。上位者残忍的压迫着人民，迫使他们耕种田地来缴纳税收、承担沉重的劳役来修筑宫室房屋，使得人民困苦不堪，无力保护自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这种所谓的文明和礼仪又比匈奴人的“野蛮”高明到哪里去呢？到了最后，中行说大声呵斥着汉朝使者，威胁说“你不要废话，只要输送给匈奴的缯絮米蘖一定要使其数量足，质量好就行了，如果不齐全、粗劣，那么等到庄稼成熟时，匈奴就要骑着马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
这种威胁宋朝的士大夫们一定不会陌生，他们从辽人、西夏人还有金人的口中应该听到过很多遍。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在读到这一段文字，在感到屈辱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中行说所说的相当一部分是事实。北宋末年时中华民族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古代文明对于我们的祖先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了，无论是那优雅的宋词、精美的工艺品、深邃的哲学、闲雅的士大夫、绘画、瓷器、自由的市井、繁荣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的，如果要我对这个城市下一个更加严格的定义，那就是东京汴梁，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深入到北宋繁荣的文化里去，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汴梁，为这座伟大的城市服务的。为了让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过上这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生活，整个帝国都要向其输血，被弄得精疲力竭，以至于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在后世的我们高声称颂北宋从未有过的先进财税制度的时候，也请不要忘记这同时意味着对底层农民从未有过的刻骨盘剥。历史就是这样，他永远只会记载着那些能够书写历史的人们想要让后世的我们看到的东西，至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只会无声的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调回到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已经第二次包围了东京汴梁，这座梦幻般的城市已经岌岌可危。历史上记载，这座城市的总人口最繁盛时不下百万，城墙高厚，城内有天下最精巧的工匠，储备着可以装备数十万大军的武器。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甚至连守卫城墙的士兵都不够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哪怕现在只剩下五十万人，按照一户五人抽一丁来计算，就立刻能得到十万壮丁，就算不能出去打野战，守卫城墙还是足够了，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宋军。而金军总兵力也就不过十五万，按照古代攻城至少要超过守军一倍来计算，金军统帅考虑的不应该是怎么攻下东京城而是应该怎么样退回黄河去。迦太基在交出了所有的武器之后，还能够凭借城内剩余物质制造出来的武器抵抗了罗马人三年的围攻，最后才因为粮绝而破城，而金军东路军统帅完颜宗望是在1126年的12月10日抵达东京城下，第二年的1月9日便破城，一共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就这样，汴梁城被攻破了，两个皇帝和三千多名赵氏皇族、**妃嫔与贵卿、朝臣等被虏往金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忍受了残酷的虐待之后死去，后世的很多人为他们的悲惨遭遇留下了同情的眼泪。但请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愚蠢和贪婪，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浪费了无数人的忠诚和勇敢，毁灭了这个国家，并且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们也拖进了死亡的深渊，难道他们落得这个下场是不应该的吗？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毫无疑问，书中的主角，要抵抗野蛮人的入侵，保卫自己的亲人和乡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也要保护这些骑在千百万善良的人头上，吸吮着他们的鲜血，把灭顶之灾带到他们头顶上的家伙们。是的，这些人穿着漂亮的衣服，会写优美的诗词雅驯的文章，掌握着书写历史的权力，但毒蛇就是毒蛇，哪怕他的外表再怎么斑斓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