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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还有，我对所谓的自媒体并不乐观。所以我们新的“一个”的版本里，包括iOS的更新中，把“韩寒”两个字去掉了，现在它就是美观的蓝黄相交的logo，再也没有那个看着碍眼的“han”和我的名字了。
我要是用户，我就不下logo里还带着主编名字的应用——我又不是要加入你的粉丝团，你再有名，关我鸟事。
对社会名人自媒体的高看其实就是人有了一点名气和号召力以后对自我的认知产生了偏差，谁都别以为自己是个人物。所谓号召力都是空的，说话顺耳就叫号召力，哪天逆耳了就弄死你，这就是自媒体的下场。举凡个体，都是容易被搞的，举凡个体，也有受众的局限。
有人说，微博名人的影响力超越了某些媒体平台甚至大型党媒，堪称媒体中最有影响力的，这绝对是迷失在幻想里了。很简单的道理，你去搞央视，你可以给自己收获点掌声，人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央视真不要脸了开始无下限搞你，你十年内连大门都不敢迈出去。千万别以为你的转发量比一些媒体蓝V高就误判了形势，彼岸远未到达，不要停桨不划，更不要同船互伐。
自媒体的意义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在于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爱看的媒体，而不是一群大V的拥粉自重，包括我在内。这也是我改动“一个”logo的原因，我不想让人误会这是我的个人移动应用或者粉丝团内刊。文化作品必须有很重的个人化烙印，但文化产品只有去个人化才能走得更远。我只是一个创始人而已，如果它天天贴着创始人的标签，那它可能会有十万人下载；如果它无所谓自己的创始人是谁，那它可能有百万人下载；如果它能反思批评自己的创始人，那它可能已经有了千万人下载。“一个”的App获得一点成功以后，一些明星也正好推出自己的App产品，里面都是照片视频或者最新资讯，有媒体把这些放在一起对比，那显然是会错意了。后者当然不错，能直接把信息传递到最忠实的粉丝眼前，但“一个”明显不是这样的东西，它根本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自媒体，它是由很多优秀作者和编辑一起努力的一个产品。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只是一个你睡前或者起床后能读一读的阅读应用而已。如果你因此笑了，哭了，想到些什么了，那我们很高兴。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习惯躺在被窝里看书。甚至我所读到的那些都会幻化成梦境。选择在每个天与天的交际——半夜12点更新，也是如此。当然，你可以选择白天看，白日梦更美。要感谢那些早早陪伴着我们的苹果设备用户。今天起，你们会多很多并没有交集的伙伴。
最后，祝大家享受阅读的快乐。世界上那么多纷纷扰扰，能真正和你产生关系的不多，外面世界那么冷，要记住那个帮你暖被窝的。
尴尬事
记忆中的尴尬事是什么啊，说来听听。
一、上学，食堂吃完午饭，向心仪的女孩子表白，她一直异样地看着我。后来才知道我脸上挂着饭粒。
二、几年前，电话采访，说半天驴唇不对马嘴，于是想在电话本里把这个记者的名字存成“傻记者，再不接”。手机是诺基亚的塞班系统，一走神把存入电话本选成了发送一个信息，脑子抽筋了居然没发现，直到按确认，手机显示“信息已发送”才回过神。恨不得空中把这消息抓回来。揪心等待半天，记者回了个短信，是省略号。出于愧疚，以后每次都接他电话采访。
三、汽车比赛试车，上去开了半天，感觉不对，指责车队将我的幸运反光镜和女朋友送的爱心排挡头都换了。车队问了半天，也没查出是哪个技师干的。我再去检查时又完好如初，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某天我为队友试车，才发现那次是我自己爬错了一辆车。
四、一次开车，遇红灯停车，被追尾，下车，后车司机愤怒道，你为什么踩刹车？我居然条件反射来了一句“对不起”。缓过神来才问对方，你为什么不踩刹车？
五、小学放学都是骑自行车回家，从大马路拐到回家的小路是个下坡的高速弯，每次都喜欢全速下坡，享受劈弯快感。弯道边是个老人活动室，观众多，所以更兴奋。终于有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得鼻青脸肿，因为我忘了自己那天是从马路的反方向骑过来的。
六、初中第一次约会，骑车，后座带女孩子，蹬得格外卖力，链条断了。
七、好几年前，记者问我对网络恶搞你是同性恋怎么看，你是攻是受。当时不懂攻和受的意思，回了一句，我当然是公。
编者按：韩寒在2012年10月24日“一个”上答读者问。
东望洋
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身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一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第一次去澳门，到了传说中的东望洋赛道，也知道了澳门其实不兴吃豆捞。
最早看到东望洋街道赛是在电影《阿郎的故事》里，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参加摩托车赛，高速撞墙，最终在一片火焰里死去。我很多次宽慰朋友说，这是电影，导演需要阿郎死。替身很疼的。真实的赛车很安全。
真实的世界里不能重拍，也没有替身。赛道上昨天就传来噩耗，一位来自欧洲的摩托车手路易斯撞车身亡，另外一位重伤。今天又得知香港车手邱先生发生意外，最终不治。59届澳门格林披治如同此刻澳门的天空一样阴霾。两天两位车手离开，如同1994年的伊莫拉。作为同行，我也只能在这冬雨里向文华东方弯的方向敬支烟、洒杯酒。
自从开始这职业，我就一直听闻眼见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车手去世。今天还是对手，明天就永隔了。发生意外的弯道就在我住的酒店楼下几百米处。这两年写了太多关于朋友离开的文字，也不知说什么好。家人一直劝我退役，说一来危险，二来以后你老了，成绩差了，人们都会落井下石的，趁这两年不错，急流勇退吧。说的都没错。
但，如果你准备好去打仗，你就得知道敌人扔过来的不会是面包；你准备好去探险，就得知道山谷里没有七尺大床。写东西的人都爱谈生死，觉得深刻。有人喜欢看透，有人喜欢解构，往往没怎么经历过的人会有一堆感悟，经历越多反而要说的越少，死去活来的那些也许早就生死疲劳了。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身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一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我常想起死去的那些朋友们。我能做的就是躺下睡觉、闭眼、再睁眼，把车的反光镜涂成黑色，绑上安全带，戴上头盔，停到发车位，继续。
用自己小说里的几句话来结尾吧：
“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进了每一道我可能要掉落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但是你已经用掉了一次帮助的机会。再见了，朋友。”
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写作和说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舆论环境好转或者恶劣，都是因为科技和载体的变化。很多改变是被迫做出的，但这也是好事。
你的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对于你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的反响，你有怎样的期望和担忧？
我对此没有什么大的期望，甚至没有关心自己的文字什么时候被翻译成英文。
一个写作者用母语完成写作后，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所有的担忧和期盼都是虚妄。况且我的文章不以故事取胜，更多的是文字片段，所以会很难翻译。
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中会有令初次阅读的西方读者感到意外的东西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由读者来回答是最公正的。
在你参与的各种活动中，哪个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