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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对于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共和政F财政部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决定放弃银本位制，选择与英美货币相接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在国内强制推行法定纸币，一年内将禁止白银和其它纸币的流通。
新的币制改革方案在议会中勉强通过，以总统令的形式发布。
新的币制改革方案规定：中华币作为国家发行的指定货币，将成为中央政府指定的在中国境内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自此令发布一年内，国内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钱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禁止在市面流通。
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仍然可以在国家指定发钞银行兑换按国家指定收购价格兑换法定货币，中华元与银元的兑换按1：1的比率执行。
中华币的发行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100元面额纸币仅在银行间结算中使用，并不在市面流通。
华元与美元和英镑的比值基本维持在2.75：1和7.85：1的水平。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华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六家银行获得了国家指定发钞行的资格，国家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以各发钞银行的资本额度来核准各发钞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
《银行法案》并不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等贵重金属和金银交易，但却禁止其作为货币流通，最严厉的是禁止私人钱庄发行的钱票和银元劵的流通。
受《银行法案》冲击最大的是国内的私人钱庄和外国银行，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了总数大约十五亿元的银元劵，许多外国银行发行的银元纸币数额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实际偿付能力。不过只有华俄道胜银行一家外资银行在《银行法案》发布后的挤兑风潮中宣布破产清理，其余如汇丰、东方汇理、花旗、日本金正等由于实力雄厚或得到本国政F支持，还都咬着牙挺了过来，不过之后他们再也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意发行纸币了。
各发钞银行同时都取得了经营外汇兑换的许可。
长期以来由于币制混乱和银价涨跌一直影响着国内的工商发展，国家政令的统一终于使货币统一成为现实。
稳定的国内环境使得国内工商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特征，铁路、公路及航运部门，“官办”的国有经济占到了一半以上，已经通车的蒙疆铁路张家口至乌兰乌德段及正在建设中的二连浩特经科布多至巴尔喀什铁路基本都靠着国家投资，即将通车的福州至南昌、杭州至南昌铁路及汉川铁路也有四成的国有资本。
自1918年后由于政局安定，共和政F与国外银行及政F间共签订了近8亿美元的铁路及实业借款合同，兰新（兰州至迪化）、陇海（兰州至海州）铁路得以开工续建、包武（包头至武威）铁路、川汉（成都至武昌）、宝成（宝鸡至成都）、太原至安阳、太原至西安、长沙至贵阳铁路都开始开工兴建，在铁路建设中，国家成为投资的主体(主要依靠国外借款)。
公路建设方面正在建设的主要公路干线有北京至乌金斯克、迪绥（迪化至归化）、绥武（绥远至武威）、大同至安阳、正太（正定至太原）、包头至西安、京汉、京宁、沪宁、沪杭、杭州至南昌、武昌至长沙、宁浔（南京至九江），公路建设的主要投资方为地方政F和地方绅商，因为公路建成后能够收费，这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地方修路的积极性。
作为重点建设项目的武汉、芜湖、南京三座长江大桥正在设计之中。
汽车越来越普及，修建公路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内燃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用内燃机驱动的内河轮船替代了传统的帆船成为内河航运的主力，海运方面中国远洋商船登记数量从67艘37000吨骤增至782艘282万载重吨，工商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随着无线电技术和通讯的发展，国内每个县都设立了电报局，较大的城市中富人家庭开始安装了电话，由于技术的限制，电话如今还只能局限于本地通话。
城市在扩大，楼房逐渐增加，建筑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民用钢材和水泥的消费，1925年，国内共有年生产能力超过3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5家（汉阳、芜湖、宣化、太原、包头），中型钢铁企业9家（唐山、邯郸、舞阳、黄石、合肥、新余、三明、重庆和繁昌），钢铁年产量达到280万吨，由于进口钢材的冲击，国内钢铁企业半数处于亏损状态，仅靠着国家财政的补贴勉强得以维持。
工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国内各类机床保有量达到47万台，每年的机床产量达到7万台，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制造、内燃机和动力设备制造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国内汽车产量达到22万辆，不过由于消费观念不同，中国汽车制造业产量三分之一以上都上载重汽车和中型客车，而作为汽车工业主导的小型客车生产一直发展受到限制。
中国人把小型客车称之为轿车，认为小汽车只是达官贵人们的“特权”，如果一个中产之家购买和使用小汽车，就会被族人们指责为“败家”，实际上工商的发展已经在国内造就出60多万个年收入超过3000元的中产家庭，他们的收入足以购买得起一辆售价1500元的家用“中华”牌汽车。
工业的发展也带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牲畜牵引的半机械化农业机械得到普遍的使用，1925年，国内农业机械的产量为3.5万台，小型拖拉机的产量为3万台，大型和履带式拖拉机的产量为8000台，由于化肥的使用和水利设施的改善，加之在新疆、西海省（伊犁河谷地与巴尔喀什湖周边）、黑龙江和贝加尔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军垦，农业和粮食生产一直呈增长状态。但由于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并不大。
农村的青壮劳力更愿意进入工厂和矿山，工人的收入大约是农村收入的2到3倍。
中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行业也成为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的行业。1925年，国内煤炭开采量为8900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产煤国，随之而来的是焦化行业和煤炭化工行业的飞速发展。
中国是个贫油国，不过，这只是相较于那些产油大国而言，随着延长、玉门和克拉玛依三座油田的逐步投产，共和国每年的石油产量也提高到200万吨以上，特别是克拉玛依油田，产量以每年50万吨的数量在增长，不过这远远满足不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每年共和国都要从国外进口200万吨石油产品以满足国内的需求。
石油化工工业也在兴起，玉门、独山子、延安、天津、武汉、上海、福州都建成了大型炼油厂，每年对原油的馏分裂解加工能力达到了250万吨，但从生产技术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共和国在大同和东胜建成了两座低温干馏煤化工厂（煤变油），设计年产量为50万吨人造油，不过生产成本超出进口原油价格一倍以上，共和国只是为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每年为其提供10万吨原油差价的补贴，这两家工厂实际生产只有设计能力的五分之一。
飞机制造是共和国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这主要是因为军方的订单和总统的支持。国内现在建有七家飞机制造厂（福州、上海、北京、太原、南昌、西安和成都），飞机设计和制造技术水平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与美、英、法等国相当。
1924年，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8亿元（120亿美元），国家财政收入34亿元，财政收入的提高使得国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中，1925年，共和国强制义务教育由小学5年提高到8年，国内实现普及三年制初级中学教育，同时要求每县高等中学扩大招生名额，每年招生入学新生名额不得低于初等中学毕业人数总和的百分之三十。
同时，在各省中心城市设立中等职业工科学校和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为国内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
同时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每省最少得设立四所高等学校，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工科学校，一所农业学校和一所师范学校。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太原、芜湖和福州等所开办的大学更多，同时还设立隶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专门研究院（所）。
政务院农工商部被拆分为工业部、农业部、地质矿产部和商业部，以便更有效地加强对各行业的监督和指导。
1922年，粤桂战争爆发，一直在潮汕养精蓄锐的陈炯明率所部广东民军击败了盘踞粤省四年多的桂军，将桂军逐出广东。孙文及民党在广州重建军政F，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但陈炯明主张“省内自治”，反对孙提出的“北伐”。
陆廷荣、莫荣新不甘失败，于1922年夏桂军分三路进攻广东，在粤军的反击下，陆部桂军溃败，粤军趁势进军广西，陆廷荣战败逃到越南。
孙文拥有两广，热心北伐，1923年3月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出兵江西。1923年11月北伐军在湘南、及江西遭到共和军第四集团军蒋承渝部和湖南的共和军第五集团军庄翼部联手反击，纷纷溃散，蒋承渝兵进韶关，庄翼则进军桂林。孙文回到广州，指责陈炯明拖“北伐军”后腿，并免去陈省长及粤军总司令一职。
中华革命党为夺取军权，朱执信派人暗杀陈炯明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不料刺客失手，供出是孙党指使。
陈炯明大怒，下令邓铿及叶举所部炮轰广州城内孙文所住的“总统府”，孙在部下的保护下逃到停在省河的“豫章”号炮舰上（历史上是永丰号，但在这个历史上永丰号炮舰被魏子浩挟裹回了福州），指挥部队对陈部进行反击。
忠于孙的粤军许崇智部回省，陈炯明感到形势危急，通电拥护中央“和平统一”，电请共和军入粤“维持秩序”，蒋承渝部击溃许崇智的粤军第2军，进入广州。两广统一，林铄令姚雨平回省整顿广东军务，蒋尊簋入桂整顿广西军务，陈炯明继任广东省长，李根源调任广西省长，于佑任接任陕西省长。
南方安定，现在只剩下个东北的奉天和吉林还在打着五色旗，张作霖和日本人相互利用，但却无意当卖国贼，在主权问题上处处于日本人作对，老张被日本人逼急了，就宣称要“易帜”，让日本人暗中怀恨，开始物色他人以替代张作霖。
林铄现在无意在现在与日本人开战，对待张作霖的“和平主张”表现的并不热心，老张要求得到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林铄只肯答应给个国防委员和一个集团军的番号。
双方的“和平统一谈判”一直进展不大。
老张急吼吼地要回归中央，逼得林铄只能尽量加快海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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