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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郎刚才说要去一趟倭国又是为什么？”
“这正是我这次回狼穴的原因”，甄乾把自己的忧虑说了一遍，和王群、王伦说话不需要隐瞒、也不需要顾忌什么，他们相当于甄乾长辈，就连自己的母亲对他们都尊敬有加，不管甄乾做什么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什么。
“你是说安禄山也想图谋我们的酿酒秘法？”
“安禄山私下里招募了很多私兵，没有钱安禄山什么都做不了，想想我们从酿酒获得的利润，安禄山能不眼红吗？”
两人有点后怕，安禄山是什么样的人，恐怕大多数唐人都知道，三镇节度使光是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手中的权力有多大，甄乾竟然招惹到这个杀神。
“那大郎去倭国就能避难了吗？”
“安禄山的权力也就局限于大唐境内，或者说是三镇之中，何况倭国根本就不会理睬什么安禄山、李禄山，难道派水军到倭国抓自己不成！”
“这么一说大郎的确应该到倭国暂避一时，可是去倭国一路安全吗？”王伦不由得为甄乾安全担心起来，在他们眼里倭国不仅是蛮荒之地，而且远渡重洋千难万险，茫茫大海让人有一种苍白无力之感，对未知的一种恐惧。
唐代的航海技术远没有想象中的发达，没有指南针和三角帆，航海完全依靠星辰和随风逐浪，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虚幻飘渺的大海仁慈上，只有那些海盗和要钱不要命的海商才会踏上这条不归路。
“两位难道忘记了甄九、甄十他们了吗？”
“大郎原来早有计划……！”
甄乾摇摇头道：“这不是我原先的计划，本来想让他们在海上先发展三四年，当初考虑万一狼穴秘密泄漏，也好有条退路，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既然大郎已经有了计划，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在走之前还有什么吩咐？”
虽然心里早就有了完备的计划，但一想到前途渺茫，能不能到倭国心里还真没有底，这个时代连一场感冒都能要人命何况是远渡重洋呢？
“帮我选十名武艺高强的年轻人，脑子要灵活，人要会水性，善于察言观色，有护卫经验者优先考虑，再看看山谷里有没有懂倭国语言的人，最好了解一些倭国的情况。在我离开大唐这段时间里，除了暗中招募一些能工巧匠和身怀绝技之人外，大唐境内所有活动全部蛰伏起来，如有风吹草动立即躲藏到最近的避难所里，还有留意下突厥阿布思，此人反复无常被逼投降大唐，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副使，恐不久后还会心生反意，如今漠南局势混杂，正是我们渗透的最佳时机。甄二这次去室韦探听虚实回来后，派往单于都护府收集情报，如果能拉拢一些小部落最好，实在不行也要建立良好的商业往来，其余的事情你们几个商量着办，能不动尽量不动，能少动尽量少动，一切等我回来之后再说。”
甄乾还不知道甄二已经给自己捅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篓子，打乱了整个北方计划，这是后话了。
甄二同样不知道自己是甄乾整个北方计划中的一颗重要棋子，之所以迟迟不将甄二派往北方草原，一来是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二来也是利用这段时间观察甄二，计划不容有丝毫的差池，更不能让心怀叵测之人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将甄二放在狼穴一段时间，也可以增加甄二的归属感。
王群自然没有意见，忠实的执行甄乾一切命令，“甄九和甄十那里要提前通知一声吗？”
“甄十那里不知道经营的如何，还是先不要通知他，到时我会和他联系的。通知甄九，让他派人到兖州和我联络，这次去扬州要经过兖州到达楚州，然后坐船到扬州（隋唐时期称为江都或江阳），看情况会在扬州登船出海，如果计划有变，会转道登州出海，现在还不好说，把地图拿来？”
王群取出地图铺在书桌上，甄乾根据后世世界地图绘制的大唐地图更加的精确，只不过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有许多地方刻意涂抹了。
“这里就是倭国，新罗和倭国隔海相望，听说两国的关系有点紧张，所以遣唐使放弃了较为安全的北路，选择南路渡海到达大唐，不过北路航海虽然安全但海路最长，让甄九先停止在渤海的一切活动，把大部分人手都调往这里……”，甄乾一指地图上的几座小岛道：“这是五座无人小岛（后世的五岛列岛），岛上可能有些附近倭国渔民，不过不用在意，让甄九把据点安置在五岛上，我到达倭国之后会和甄九联系，一切见机行事！”
PS:遣唐使初期的规模不大，最多两三条船，组织也不甚严密。几乎来回部走北路，即从三津浦出发，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再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洛阳直至长安。这条线路最长、最费时，但也最安全。
并且这一时期倭国不断派出遣唐使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文化和经济交流，其目的多在于角逐朝鲜半岛。
隋朝时期，倭国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根据地任那，后来被强大起来的新罗所吞并，倭国的势力也被彻底赶出半岛。唐前期，新罗同百济的斗争激化，新罗寻求唐朝的支持，百济则加强了同高句丽的联系。唐朝为支持新罗，远征高句丽。同时，倭国也进一步加强了同百济、高句丽阵线的联系。
据说659年，倭国派出遣唐使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援百济而在外交上对唐王朝有某种牵制。这次使者还因为在大唐收集有关唐出兵百济的军事情报，而几乎遭到流刑的厄运。虽然事情日后平息，但倭国使者直到唐灭亡百济之前一直被软禁在长安。663年，倭国为援救百济在朝鲜半岛同唐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海战，即历史上白村江之战。倭国战败，撤回军队，并一直担心唐军乘胜进攻本土。因此不难看出，倭国在665年派遣的送唐使和669年派出的遣唐使带有修补唐倭关系裂痕之用心。白村江之战在唐倭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以此为分水岭，倭国开始积极输入唐朝的制度文化，迅速迈向“律令制国家”。
随着倭国在新罗战场上的失败，遣唐使的路线便避开了较为安全的北线，选择南方路线。当时船队扩大到四五艘，总计四五百人，而且多走南岛路，即从博多出发，沿九州岛西岸南下，至适当地方横渡东海，之后在长江口一带登陆，再经杭州、苏州、扬州、楚州、汴州、洛阳至长安。其成员除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正式外交官员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船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文书）、射手（警卫）等等，其不同职位类别将近30种。使团中还有意识地安插了一些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等，以满足国际社交的需要。另外仍然有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随行。
最后顺便说一下南线，安史之乱后，遣唐使进入派遣的末期（777～894年）。这时的航线多走南路，即从博多出发，在今平户或五岛列岛暂泊，等待顺风起航，横渡东海，之后的路线大致同南岛路相同。组织上规模不亚于以前，但在气势上已是强弩之末。内忧外患的唐王朝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开放政策开始褪色，对外交往受到一定的阻碍。而倭国在大量摄取精华之后，也急需停下来加以消化，这就使唐风文化开始向国风文化过渡。到后来，甚至萌生了一种该学的东西都已吸收殆尽的思想倾向，以致倭国此时渐渐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一直到894年，留唐倭国僧人报告“大唐凋敝”，菅原道真上奏折建议停派遣唐使，这样，悠久的遣唐使历史就降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