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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蝴蝶效应”——萨拉热窝事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
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映，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当时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举行军事演习，军事演习的目标对着塞尔维亚（当时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现在大概也是），奥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亲自参加这次军事演习。他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从小就被送到军队里去培养，在奥匈陆军中有较大影响。他主张用武力吞并塞尔维亚，扩大奥匈帝国的版图，强化奥匈帝国的统治。举行这次军事演习，不仅是为了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同时也是为了向波斯尼亚显示奥匈帝国的统治权力。奥匈帝国的猖狂挑衅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怒，为了打击奥匈帝国的嚣张气焰，报复斐迪南的挑衅行动，他们决定刺杀斐迪南，这一刺杀行动是由一个名叫“黑手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周密计划并付诸实施的。一个不起眼的民间组织居然给整个欧洲带来了灾难，并永久性改变了此后的世界格局。
1914年5月，在德国的大力支持下，奥匈决定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萨拉热窝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间选定在6月28日，这一天是塞尔维亚被土耳其征服的纪念日（1386年6月28日）。这次演习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出动了两个兵团，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夫妇决定亲自前往萨拉热窝巡视。
奥匈的这一挑衅行动，大大激怒了塞尔维亚爱国者，“黑手党”和波斯尼亚当地的秘密民族主义团体“青年波斯尼亚”拟定了行刺斐迪南的计划。
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已发觉了刺杀斐迪南的行动，并反对这一行动，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因为塞尔维亚难以抵挡奥匈的军事进攻。塞尔维亚政府通过本国驻奥匈公使提醒奥匈政府注意，如果斐迪南前往波斯尼亚，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奥匈政府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
6月28日清晨，“青年波斯尼亚”组织便在奥皇太子所要经过的大街上布置了7名刺客。上午10时左右，斐迪南夫妇在城郊检阅军事演习之后，乘坐敞篷汽车傲然自得地进入萨拉热窝城。一长列皇室汽车缓缓驶过人群拥挤的街道，只有稀疏的宪兵和警察布置在道路的两旁警戒。斐迪南坐在第二辆车上，索菲亚坐在他的右边。
当车队经过市中心驶进阿佩尔码头时，埋伏在这里的第一个暗杀者没能动手，因为一个警察走过来站在了他面前。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暗杀者察布里诺维奇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向斐迪南夫妇乘坐的汽车扔出一枚炸弹，但炸弹被车篷弹到地上，在第三辆车前爆炸，碎片击伤了波蒂奥克雷将军的副手和索菲亚的女侍。斐迪南故作镇静地走下车，察看了现场，对被警卫捉住的察布里诺维奇瞄了一眼，然后登车挥手说：“先生们，这个人发疯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车队迅速驶进市政厅，斐迪南夫妇参加了市政厅举行的欢迎仪式，然后略作休息，驱车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随从。
本来是去医院，但司机偏偏转错了方向，正好撞上了在街口拐角处守候的普林西波。刺杀的机会来了。普林西波拔出手枪，刚要举枪射击，离他不远处的一个警察发现了，箭步冲上来欲抓住他的手臂。在这一瞬间，刚赶到的一位名叫米哈伊洛·普萨拉的“青年波斯尼亚”成员，挥手犹如一道闪电，朝警察颈部猛击一拳。这时，普林西波的枪声响了，奥皇储夫妇中弹身亡。周围顿时一片混乱，米哈伊洛趁机逃离了现场，而普林西波当场被捕（后来死在狱中）。
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被推动战争的两大军事集团所利用。事件发生的次日，奥匈总参谋长赫特岑多夫和外交大臣贝希多尔德都认为：“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机到了，要求立即进行军事动员，对塞尔维亚宣战。但他们也担心俄国的干预，于是就请求德国皇帝威廉帮忙。
6月28日星期日下午，德皇在基尔海面游艇上获悉弗兰茨·斐迪南遇刺身亡，立即停止浏览活动。他活像一个押下了赌注的赌徒一样，不停地狂叫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德国人预感到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军事力量正日益增强，而现时貌似强大的奥匈帝国将日趋衰落，于是德国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策。
在德奥准备发动战争的同时，俄法两国也积极备战。7月20日，法国总统彭加勒和总理维维安尼访问俄国。两国相互保证说，一旦对德国开战，两国一定履行自己作为盟国的义务。俄国过去在1909、1912和1913年的国际危机中，曾经三次让步和退缩，现在他决定这次绝不让步。
得知俄国准备出兵援助盟国塞尔维亚，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给表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发去了电报，请他推迟出兵，以防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犹豫不决的沙皇得到了大臣们的告诫:俄国大军已成待发之势，此刻收兵如同强行阻挡全速运转的“巨大机器”，其损失无法估量。于是，150万俄国官兵准备向西挺进。最终，俄国出兵的消息决定了欧洲的命运。
英国方面也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并且认为迟打不如早打，再拖延下去，将对自己不利。因为英国看到德国的生产能力比自己强大，在海军造舰竞赛中将会很快赶上来，希望在目前仍保持海军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战争击败危险的竞争对手。不过在萨拉热窝事件后，英国开始并没有流露参战的意向，因为它既担心德国悬崖勒马，又怕承担首先发动战争的责任。英国国内，12名内阁成员不赞成参战，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群众集会要求英国宣布中立。在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德国驻英大使说，英国同俄法两国没有任何同盟关系，不受任何义务约束，并一再申明英国的态度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在大国之间发生战争”。
奥匈在德国的支持下，选择法国总统彭加勒7月23日离开俄国回国这一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答复。在通牒中，奥匈蓄意挑衅，使用了侮辱性语言。但是，塞尔维亚为了避免战争，尽量克制忍让，除了不同意奥匈派人干涉塞尔维亚内政之外，其余各项均表示接受。可是，奥匈不顾一切地按照预定计划，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奥匈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俄国通知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俄国大军的西进，并表示俄国不容许奥地利打垮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霸主。
7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提议德、英、法、意四国调停奥、塞之间的不和。但英国在暗中极力怂恿法俄对德奥作战，并保证给予支持，这就给法俄两国壮了胆。英国的真正面目是在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的第二天才公开暴露出来的，帝国主义不可能拒绝战争。
7月28日，奥匈帝国出兵塞尔维亚，为斐迪南大公夫妇复仇，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序幕。奥匈背后有德国，塞尔维亚背后是俄国。俄国还有两个曾经的敌人，现在的朋友，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和法兰西共和国。
7月29日，时任英国首相格雷接见德国大使，明确表态说：“如果冲突仅仅限于俄奥之间，英国可以保持中立；如果德法两国卷入，那么局势立刻就会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将被迫做出紧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作壁上观了。”当德皇威廉二世最终获知英国参战的真正意图之后，曾打算悬崖勒马，劝告奥匈接受英国的调停。可是，奥匈已对塞尔维亚宣战两天了，军队已经开进塞尔维亚境内。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可能再挽回。
7月30日，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警告法国保持中立，不得选边。法国当即拒绝，德国立即向法国宣战，并迅速侵入中立国比利时。比利时是英国的安全屏障，德国入侵，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不得已卷入战争，对德，以及奥匈宣战。
奥塞战争迅速爆发，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方面，立即进行战争总动员。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和法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止总动员，遭到断然拒绝。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德国皇帝命令50万德国士兵向东开进，迎敌作战，抗击俄军。
8月2日，德国总参谋部为了实行“施利芬”计划，向比利时送交最后通牒，要求允许德军借道比利时对法军作战，并限在24小时内答复。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勇敢地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英国求援。同时警告德国，对其边界的任何侵犯都将遭到抵抗。
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150万大军向法国边界开去，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8月4日，德国悍然破坏1839年签定的“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条约，四路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获知德国入侵比利时后，于8月4日当天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尊重比利时中立。但德国宰相贝特曼对英国驻德大使声称：“国际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结果，比利时士兵和无辜平民惨遭杀戮，德国的罪行引起了世界的公愤。
8月5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对德国宣战。
这样，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在一片战争的叫嚣声中纷纷亮相，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卷入了这场为期4年的血腥战争。
这一刺杀事件即刻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起初，没有人想到刺杀事件会在不久之后让无数成年男子命丧沙场。然而，由于帝国之间的结盟、殖民地的利益争夺和相互猜疑，灾难终于发生了。
这不仅仅是欧洲大陆的灾难，那几颗子弹还引起了亚欧大陆东方一个古老国家长达几十年的苦难——落魄千年古国与新兴岛国之间几十年的血战，“中日战争”，远东版的“三十年战争”抑或“百年战争”。
起初，这场混战与东方并没有关联，但日本自从甲午以来相继打败中俄两个大国，自以为跻身于世界强国俱乐部，格外热衷于国际事务。902年英国和日本为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结成的军事同盟。20世纪初，英国为了加强在远东的地位，力图假日本之手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日本为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急于寻求反俄的同盟者。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第五)H.C.K.佩蒂－菲茨莫里斯和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
鉴于日本与英国的同盟关系，英国参战后照会日本：假如战争波及远东，务请协助英国保护威海、香港。日本迅即表示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
再看地主肥羊国，中国。
当时的英德两国在远东都有巨大利益，英国不仅占有香港，而且租借了威海卫;德国租借胶州湾，也就是后来的青岛，其经济影响力遍及山东及华北。英德战争很可能会在中国打响，那时中国该怎样应对?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这样考虑的：
中国与交战各国都有外交关系，不好也不坏，既没有敌对国也没有铁哥们盟国，反正都是狼，都是惹不起的主。中国的最佳选择就是洁身自好，置之度外。8月3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发布一个通告，强调交战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紧接着，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切盼尚未加入战团的美国、日本两国能出面劝告交战各国不要将战火引向远东”。
可是巨大的利益摆在那里，中国要想置身事外绝对不是一句空洞声明能办的了的。和平需要实力，需要硬实力，也就是足够强大的武力作为保障。
历史上，人家美国没有发表过任何的类似声明，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几乎都没有燃烧到美洲本土（某些德国潜艇艇长不知好歹做事的例外）。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实力让她保护下的这块大陆远离战火，谁也不想招惹一个巨人。那时美国也不需要中国帮忙，从来都是中国需要美国。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宣布：“美国支持中国方面的和平声明，赞同租界、租借地中立。”
与美国的和平主义表态相比，好战的日本狼则不买中国羊的账，狼从来都不买肥羊的帐，有史以来，大明，大清，除非羊打败狼。日本拒绝了中国限制交战地区的和平建议，并接受英国邀请，派遣军舰至青岛附近海面游弋实施港口封锁，制定并提出作战计划要配合英军歼灭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两条路摆在中国面前，北洋政府可以不参战，也可以参战。但做这样的决断时，一定要以国家利益至上，政党、派系利益不应在外交事务中提及。参战有参战的国策和法度，不参战就要执行中立国的法度。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8月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竟然面告日使小幡酉吉：如日本政府能对流亡东京的“乱党”首领孙文等断然处置，予以驱逐，那么中国可以允许日军在青岛登陆。北洋政府此类荒唐“无法度”做法，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日军后来侵入莱州时，外交总长陆宗舆依然利用日人急于寻求中国帮助的心情，要求日本放逐居留日本的革命党人。泱泱大国的中央政府居然在用国家主权换取某小国对政治对手的迫害，这样包藏政治私心的对外交涉如何能不被对手牵制！！后来的蒋政府还是这样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日本要参战了。日本参战，除了履行英日同盟责任，主要目的还是要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日本政治家清晰看到西方的混乱不会很快结束，这正是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最好时机。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将青岛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日德交涉关涉中国权益，日本在提交最后通牒时，也曾向驻日公使提交副本，外相加藤高明面告中国公使：日本并没有占领中国土地的野心，中国既守中立，自无参战之理。如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本将和英国一起帮助中国平息动荡，维持远东和平。日本的说辞，具有极大诱惑力，这也是中国后来一再做出错误选择的原因之一。
德国在接获日本最后通牒后曾与中国联系。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山东有巨大投资，这些投资的效益还没有充分显现。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德国希望将其在山东的权益交还中国。至于具体条款，德国希望战后再交涉。青岛、山东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只是将青岛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将山东优先开发权让渡给德国。
中国此时如大胆接受德国请求，只是提前终止租借合同，即便与英日发生某种不愉快，但大致上还可以理解。收回主权还可以使领土人民免遭战祸，此上上之策。然而中国政府鉴于英日软硬两手，特别是日本的诱惑，中国硬是雷人拒绝了德国方面实现两国双赢的请求。
中国方面对德国说不的理由很简单：英日反对。这是明着的台面话，暗的不便言说的理由是：1、日本已承诺会将青岛交还中国；2、日本会接受中国请求，驱逐孙文那些“乱党”，甚至帮助中国平息内部动荡。这第二点对政府太尼玛有诱惑力了。
当时北洋政府内部有智慧者曾想到日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将山东权益还给中国，曾派员与美国交涉，希望美国出面向德国接管山东权益，之后由美国还给中国。
美国没有急于选边，其立国原则为贸易自由。只要不损害贸易自由，美国对世界事务并不愿意多事，所以对于中国请求，美国不愿得罪日本，拒绝考虑，仅劝说日本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信守诺言，尽早寻机将青岛还给中国。一堆没有杀伤力的废话，但又是足以满足中国要求的漂亮话。
对于美国的要求，日本狼再作郑重承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只要德国无条件交出青岛，日本一定寻机还给中国。狼对羊说，你那块肉我吃了后再给你。
假如日本真的履行承诺，中日关系一定会在过去二十年和平发展基础上提升一大步，中国一定会感谢日本的担当、大度：对英国够朋友，对中国够意思。可日本毕竟是个短视的国家，一个利益至上的小人。另外，当时的中国没有实力，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最根本原因。
正义是需要实力背书的，弱国无外交！！
不久之后，缺乏实力的北洋中国只能再次重演十年前日俄战争中大轻国“局外中立”丢人现眼的荒诞弱国国际外交故事。
已经成长为亚洲第一强国的日本为了盟国大英帝国不惜一战，这是履行承诺。但日本不是发兵欧洲，与英军并肩对阵德国，那样成本太高，费力多还没有果子吃。日本选择了一条便捷的路，帮助英国在远东发难，摧毁、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这办法不费太多力气，大英在欧洲吸引德军主力，太郎这边完全是下山摘桃子。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日本无法接受中德磋商，无法同意德国将青岛交给中国。道理很简单，青岛交给中国了，日本还怎样帮助盟友呢?
日本执意要用这种办法帮助英国，中国不希望这个结果，无奈与中国关系不错的美国不愿得罪日本；当时与中国关系也不错的英国也劝中国不必这样做，可怜弱国只能被强国摆布。
英国公使朱尔典劝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接受这样的安排，不要去挣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名了。日本既然答应归还，就不必一定要从德国手里直接拿回了。即便德国现在将青岛交给中国，鉴于情势，又有哪个大国会承认呢?”
当时的北洋中国没有铁杆盟友，更没有必须开战的敌人。中国曾想趁机与德国翻脸，与日本一起进攻德国在青岛的军事设施，无奈日本不同意。面对世界大事变，诺大的中国，竟然被排斥在事件之外，除了青岛是中国的，似乎没有中国什么事。
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到了，德国并没有按照日本指令给予答复。日本随即按通牒宣布对德宣战，与英军一起进攻青岛。
在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修筑了不少炮台。这些炮台基本上都是面对大海，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克虏伯大炮威力不凡，从海上看，青岛似乎是固若金汤。
攻方，日本人对山东的地形地貌太熟悉了，甲午战争时，他们在山东作战，并在威海征服了最后的北洋海军。日本没有像德国设想的那样从海上进攻，而是绕到芝罘，从龙口登陆，由陆路向青岛推进。对于日本的做法，中国应起来抗争，应乘机直接介入日本不愿让介入的战争，而且是对日战争，因为日本这一次是不宣而战，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日本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报备借道龙口。据顾维钧回忆，大总统袁世凯获悉日军行动，还是山东都督的报告。日本显然违反了国际公法，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抗争理由。
然而，袁世凯却不准备这样做。在总统府紧急召集的会议上，顾维钧被袁世凯点名首先发言，顾维钧认为，日军在龙口登陆的行动已公然违反了国际公法，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那么根据国际公法，交战国双方应该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顾维钧明白主张中国应动用武力，抵御日军侵略。
参加会议的政务高级参事伍朝枢在发言中认为顾维钧的看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祺瑞说，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世凯直截了当问段祺瑞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四十八小时。袁世凯又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段祺瑞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
军队“不给力”，可能是袁世凯放弃武力抵抗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但可以肯定是外交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袁世凯环顾左右，期待各部总长说点提气的话，无奈各位沉默不语，静候总统指示。
袁世凯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责任呢?他认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袁世凯拿出一张事前准备的小纸条作为发言依据，他提醒各位同僚，十年前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国没有力量阻止日军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一条走廊，日军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区之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9月3日，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以山东龙口莱州及连接青岛附近各地为交战国行军区域。中国重演十年前故事，局外中立看着两个“友邦”在中国境内厮杀。日俄战争屈辱一幕再次上演，地点换了山东半岛。十年前“局外中立”让中国付出了不小代价，人民惨遭蹂躏，付出巨大牺牲。中国唯一的收获，就是借着日本的手驱逐了赖在那儿的俄国人，换成了“共存共荣”的日本人。历史还会重演吗？答案是肯定的。
拥有日俄战争丰富局外主人经验的前大清官员袁世凯划出一条供交战各国通过的走廊。这在表面上看对各国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使用，我这个主人对你们两个在我家打仗的客人仁至义尽了。实际上，这个举措极大的偏袒了日本方面，方便了日军进攻德国守军。这个政策一宣布，立即引起德国公使强烈抗议。
青岛战役于1914年10月31日开始，至11月7日结束。日本于这场战役中获胜，占领青岛。这是在一战期间，日本首次与德国正面交锋，同时也首次与英国联军参战。
1914年9月2日，日军已调动了以第十八师团为主力的陆军4.5万人，配备了数百门重型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在内的火炮和多架飞机，于山东龙口强行登陆。日军先是在15天内先后侵占了黄县、掖县、平度、即墨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城镇，最终屯兵李村向青岛逼进。当时日本海军已出动了60余艘军舰，对胶州湾进行封锁并从海上攻击驻青德军，但由于德军在胶州湾内布下大量水雷，因此青岛东侧登陆几乎成了日军唯一的选择。数日后，又有一队总兵力约2000人的英军也在仰口湾登陆，史料称其中还有印度士兵。
1914年9月26日，日、英联军开始向青岛外围发动进攻，逐步占领了孤山、楼山、罗圈涧等处的德军外围阵地。
就在日军从仰口湾登陆的第二天，德军即派58名官兵来到浮山高地设了观察哨，并建立了5个防御工事，储备子弹6万发、手榴弹300枚、照明弹2000发及足够坚持8天的食品和水，准备与日军周旋一段时间。而日军要想摧毁德军在青岛市区各个山头的炮台，就必须在纵深地带安装大口径重炮，但德军观察哨的存在使日军无所遁形。
1914年9月28日凌晨，日军派出两个中队的兵力摸黑向浮山发动偷袭。由于山高路陡，凌晨3时30分，这些日军突然遭到德军步枪的射击，由于辨不清对方的位置，只好派出15人的小分队迂回到德军阵地的东南脚下展开搜索，其余日军散开继续向德军阵地推进。
10月2日12时30分，约30余名德军士兵分两路，从日军阵地的正面和侧面发动进攻。正在半山腰视察的日军军官急忙指挥部队撤往山顶固守。德军一个机枪小队携带两挺重机枪，从台东镇方向渡过海泊河来到桥东北方约50米的大道上，架好机枪向四方山顶猛烈射击。冲上山的德军被日军击退，德军兵力较少，退下后又与海泊桥警戒哨所的德军会合。
德军的重机枪一直射击到下午1时。这时位于台东镇东侧的12门德军野炮，也开始向四方山上的日军部队发炮轰击，但由于距离较远，日军伤亡不大。10分钟后德军全线停火，3名德军士兵打着红十字旗，抬着担架从海泊河桥警戒哨所走出来，来到四方山下抬走死伤者。
当天下午，日军第四十八联队的指挥官认为，当夜德军可能还要来进攻，便又派出一个步兵小队和一个重机枪小队前来支援四方山的日军。晚上8时许，德军各野炮阵地开始向四方山标高54米高地猛烈轰击。3日9时15分，又掉转炮口向山的周边地带射击。日军发现在阵地前沿约有60名德军，正慢慢地接近日军据守的四方山。原来，在德军先锋部队的后面大约有300余名德军，兵分三路突然杀向海岸堡垒以东2公里处的四方山。
这一天是当地农历九月十三，月圆未满，能见度较好。日军在四方山标高58米高地的东南侧约200米处的鞍部地带，封锁住通往东吴家村的小路。当德军走到离日军阵地约200米处时，日军突然猛烈射击，德军立刻散开还击。
9时30分，另一只德军从东吴家村方向朝日军阵地的左侧袭来，并快速冲至日军阵地前五六米处，突然遭到日军的排子枪，德军大乱，退了下去。随后，德军在强攻了10分钟后便后撤了。此时阵地的正面还在激战。
激战至夜间10时20分，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德军闻讯开始后撤到山前的出发地，乘坐汽车返回台东镇。
当夜，日军加强了在四方山的兵力，并派出前哨对海岸堡垒方向进行警戒，严防德军再来夜袭。事后，日军代表和德军代表共同协商，将阵亡的德军官兵安葬在四方山东北侧的大山。
在扫清驻青德军的外围防线后，日军推进至了当时的青岛市区范围内。德军守城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五大堡垒组成，其中，中央堡垒位于如今的镇江北路上。德军深知，五大堡垒防线一旦被突破，德军将无险可守，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因此在五大堡垒防线上布下重兵。由此，日德双方进入僵持阶段，直到1914年11月6日晚上。
攻击德军中央堡垒的日军部队，为山田旅团步兵第五十六联队（久留米部队)，由联队长加滕大佐率领的第三大队（队长是中岛少佐）担任主攻。11月6日晚，能见度良好，可以看清几十米开外的景物。傍晚5时30分，先有一个工兵小队来到外壕前沿，在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宽6米的大缺口，接着又冒着德军小湛山北堡垒方向的机枪火力，在内壕的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口子。晚上6时30分，工兵小队用炸药轰塌德军的外壕壁，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开辟出供步兵突击队冲锋的巨大通道。随行的侦察兵仔细地观察了德军在阵前的火力部署和突击方向，返回后向大队部做了详细汇报。
加藤大佐根据汇报，断定日军有可能在此处突破德军的防线。而且，经过近几日的反复攻击，德军的战斗意志已经出现疲惫消沉。另外，德军一般在拂晓时分警觉性较高。故在此时，德军的兵力应全部布置在野战工事内，以待敌军突击。也正是由于德军这种消极古板的作战原则，给日军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突击时机。
当晚8时许，日军第三大队要求炮兵停止轰击中央堡垒。晚9时30分，又派出一个小队的步兵，在工兵分队的协助下前往中央堡垒前沿实施突击。日军工兵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将外壕铁丝网破坏了近100米，还将两条突击通道扩大至10米宽。如果此次得手，后面紧跟着一个中队的步兵。夜间10时30分，日军第三大队第十中队第三小队出发。此时，德军好像也观察到日军攻击中央堡垒的意图，从夜间10时开始，德军后方炮台向日军中央集团的第三攻击阵地开炮轰击。午夜11时30分，日军突击队在德军的炮击声中向中央堡垒前沿进发。
11月7日凌晨0时50分，大队所属炮兵用掷弹筒和迫击炮向德军中央堡垒的后方阵地及小湛山北堡垒的北侧实施炮击，中央堡垒没有还击。凌晨1时，工兵分队在壕底架起三个梯子，日军悄然迅速地进入外壕，乘着夜幕悄悄上前，拆除堡垒正面高坡上的铁丝网，并翻过内壕来到掩蔽部的前面。
此时，德军堡垒依然是那样沉静。凌晨1时15分，工兵拆除了德军中央堡垒前边布设的电控地雷后，日军小队在中村少尉带领下，占领了德军前沿的散兵壕，来到距德军掩蔽部约50米处，对掩蔽部的周边地势进行近距离侦察，只见德军高大的掩蔽部仍然像往常一样，寂静无声。突然，防御工事里的值班德军发现了偷袭上来的日军，11名慌乱的德军在堡垒的北侧用重机枪封锁住通往掩蔽部的小路。日军突击队见状立刻迂回至堡垒的南坡，利用高大的掩蔽部遮挡德军的机枪子弹。德军更加惊慌失措，向台东镇东堡垒方向退去。这时，工兵赶紧上前将电话线、地雷线、探照灯线等全部割断。
11月7日凌晨1时20分，日军突击队兵分两路迂回到堡垒的后方，来到巨大隐蔽部的大门前不足30米处时，发现外面只有一名德军的监视哨兵在值勤，那名德军士兵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竟忘了鸣哨报警，日军见状迅速地冲了上去。随后，日军包围了掩蔽部。这时，日军士兵已经来到掩蔽部大门外的楼梯口向掩蔽部内的德军喊话劝降。沉默片刻后，德军的指挥官决定放下武器。
很快，日军的太阳旗首次插上了德军的前沿堡垒。
中央堡垒沦陷以后，德军大感不妙，遂集中全部炮火轰击中央堡垒，组织军队反攻，企图夺回堡垒，但未能成功。日军乘势从前后两面夹击各堡垒，先后攻陷湛山、台东镇等堡垒。伊尔底斯兵营诸炮台随后也相继失守。
11月7日早6时，俾斯麦南炮台失陷。6时30分，俾斯麦北炮台亦告失守。至此，德军最后一道防线全线崩溃。7时，德军在观象山悬挂白旗投降。此役，德军战死150人，被俘4000余人，日军死亡1000余人。德军在投降前夕，将炮台火炮自行炸毁，军舰、浮船坞自沉海中。
1914年11月7日下午4时，青岛德军正式向日军投降，德军在青岛的总兵力为10735人，日本调集兵力5万余人，内有英军1682人。日军除从海上攻击外，又先后于龙口、崂山湾登陆，迂回背击青岛。经两个多月的陆海激战，德军终于投降。日军于11日上午10时入城；14日，发表占领青岛宣言；16日，举行入城仪式；27日，日本天皇发布命令，在青岛设守备军司令部，任命神尾中将为青岛守备军司令官。
青岛又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人取代了德国人，中国北洋政府的希望又一次完全落空。这种结果比青岛留在德国人手里还要糟糕。日德交战中，中国人民遭受极大损失。日军不仅占领青岛市，还侵占莱州、平度、即墨、胶州、潍县、张店、济南，劫取了胶济铁路全线。，驻守青岛的德军就投降了，日本人浩浩荡荡开进，迅速接管了德国整个租借地，包括青岛，以及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日军的行动引起中方高度恐慌，也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中方既然已默认日军对德军的进攻，并让出了一条通道，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日军在山东的行动呢？中方自甲午战争以来原本就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心存疑虑，日本此时趁着欧战在中国大举用兵，不能不让中国人浮想联翩。这是明摆着要占领整个山东啊！！
12月2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举行会谈，中方宣布取消中立战区，并让驻日公使陆宗舆正式通知日本外务省。日本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宣布，要求中方应与日方妥善协商后方能取消。英国公使也向中方施压，劝告中方应谨慎从事。
1915年1月7日，中国照会英日两国，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恢复原状，要求在中立区的日军必须尽快撤走。日本接到要求后并不接受，日本认为，中方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为未当，日军的行动不会受中方这个宣布的影响与约束。
中方对日本的预感是准确的，日本确实不是简单地帮助英国赶走德国。英日盟约只是日军行动的一个理由，日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法东顾，实现其亚洲目标。
早在日军攻陷青岛后第三天(1914年11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决对华交涉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十一条”。为了让处于第一线的外交官充分理解政府的意图，日本在军事行动进行时，命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面授机宜，并与政界元老反复推演交涉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经过充分准备并报经天皇裁定后，日置益携带这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华交涉纲要”即“二十一条”悄然回到北京，寻找一个合适时间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日置益以刚从东京返回为理由，请求外交部安排时间面见大总统袁世凯。经磋商，时间定在1915年1月18日。是日午后三时，袁世凯与日置益会面。寒暄后，日置益将精心准备的“二十一条”说帖面递袁世凯。日置益不忘追加一句：
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此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
“二十一条”后来一直被理解为日本“灭亡中国”计划书，由于日本刻意强调以秘密方式进行，更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求的担忧。“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有扩大。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1898年以来中国让渡给德国的，现在日本通过战争控制了山东，事实上已接收了德国的权益。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这个要求，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确权”。
“二十一条”第二项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内蒙古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延长至九十九年。这一项显然超过了日本此次在山东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不管日本用什么理由，都让中方觉得别扭，觉得日本有乘人之危的意思。
第三项共两条，要求中方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的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这是一个具体的中日合资项目，同意与否，无关大局。
第四项一条，要求中方不得将沿海各港湾、岛屿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在中方看来最严重的是第五项，共七条，日方要求中方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的警察、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汉、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日本在福建拥有开矿、筑路、建海港、船厂等特权。第五项，被中方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正如一些外交官所说，假如中国如所要求的那样聘用日本人，那么中国何在，与亡国何异?
日本在对德行动之初曾承诺将青岛寻机移交中国。假如日本此时兑现承诺，即便日本不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中国也一定会心存感激，尽量让日本分享中国的市场、资源。
然而，日本在欧战爆发后太过膨胀了，迫切期望利用这个时机垄断亚洲。日本的行动，触犯了列强的利益，但中国最初又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及时将日本的要求向列强透漏。
日置益当面叮嘱袁世凯谨守秘密，且就袁世凯接受这些要求的好处作出一个口头暗示。这个暗示，击中了袁世凯的软肋。日置益先谈了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无法制止这些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确实能提出某种友好的证明”。日置益还说，大多数日本人对袁大总统的印象并不好，他们认为大总统是坚决反日的，中国更愿意与欧美国家亲近而与邻国日本为敌。“如果大总统现在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将有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
自从宋教仁被刺死亡以来，袁世凯确实受到革命党人的极大困扰，秩序失范，政治混乱，中央政府层面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袁世凯说了算的政府与各个阶层精英组成的议会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很难取得一致。中国没有在一战爆发后迅速介入，没有加入战团，不是中国不想，而是中国不能，政治的纷争让一切重大决策无限期后延。
日置益的说辞引起了袁世凯的思考。在这次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在袁世凯看来，“二十一条”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据说，袁世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送走了日置益，袁世凯迅即召集外交部总次长、总统府秘书长等会议，预定交涉步骤。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外交官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趁着欧战无限度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于国内民众，也在这次交涉中被政府动员起来了，各地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介入外交冲突。
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部分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果断立了牌坊，大总统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当时各界人士最普遍的观点：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
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要想实现立宪，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
杨度名言：“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通过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而由于是“内参”，袁世凯阅读后大加赞扬，以为杨度的方案“灼见时弊”。帝制土地上长出的果子天生就有这土地的基因，称帝之心，人皆有之，没有的是因为没在那个位子上。
国家改制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袁世凯欣赏杨度的说法，但并没有听风就是雨，轻率采纳杨度的建议。袁世凯一方面听任各方面自由研讨，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委托美日宪法专家古德诺、有贺长雄进行研究。
就其理论而言，民国成立以来在政治上的困境，当然与国体变更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既然踏上了共和的路，是否必须废除共和，重建君宪?以后世眼光看当然不必，但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要想克服日本带来的危机，舍此别无办法。
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被各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但当进入实施阶段，梁启超、蔡锷等人登高一呼，洪宪王朝未及开国而垮台。紧接着，“新青年”登场，新文化开锣，至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政治再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至此，各种制度算是在中国凑齐了。
联邦制，邦联制，军人独裁制，封建帝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乡党元老制，宗教集权制……
华夏大地上的“万国博览会”，除了汽车，军火，还有制度。
经过日德战争，日本取代德国成为青岛的殖民统治者。最终，青岛主权和山东问题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经过斗争和外交谈判，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然而，日军却驻扎在了山东，不久之后，1928年济南事变，老蒋军事统一全国的步伐到此终止。
济南惨案之后，蒋光头总司令决定暂缓北伐，这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这一教科书中一笔带过的事件实际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
毫无疑问，中国的统一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其他世界强国，中国分裂状态最好。随后，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毛蒋内战……这背后少不了各个强国的身影。最终，一切神剧的源头诞生了……8年，大神们虐了日本人八年，可谁都清楚，明明是某大国被小国虐了八年。这八年造就了当今的东亚格局。
再回到第一次枪响的地方，萨拉热窝的枪声，开枪打死斐迪南皇太子的是一位名叫加费格里?普林西波的塞尔维亚青年，当时他只有19岁，还是个中学生。普林西波其实并不机警，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使他成为刺杀斐迪南的塞尔维亚民族英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改变了大人物们精心规划好的历史进程。虽然斐迪南遇刺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而战争的准备可能早已在进行，但是不能不说这个事件产生了所谓的“蝴蝶效应”。
萨拉热窝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然而这一枪及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让中国历史方向巨变，深刻影响了后世，直至现在，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了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