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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妇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战国时变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些宣传是不能相信的。比如史书上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就不相信，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因为距离纣王较近，对于他的一些恶行传得比较详细，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比如“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奢侈程度都和夏桀一模一样。相反，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就很少，这种附会也是造成纣王恶行累累的重要原因。
是把罪恶之源归于女人
古代盛行“女人亡国”的高论，一个封建王朝的败亡，常常要某个女人去负责任。比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甚至连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归结到杨玉环身上，这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具体到妲己来说，也是背了千古骂名。据正史记载，妲已是纣王在征伐有苏部落(今河南温县)被俘获的。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但绝对不是狐狸精。纣王得到这位美女时，已坐了40年帝王宝座，是60多岁的老翁，已经很有从政经验，绝不会叫“惟妇人之言是听”。更何况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决定吉凶休咎，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确切记载，妲己的影响力实在微乎其微。再说，纣王性情刚猛，不会听个女人摆布，妲己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玩物，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退一步说，妲己真的能操纵纣王，必然会给苏氏一族好处，她的这一家子为何没有得势呢?后人大大夸张了妲己的反面作用，正是宣传纣王暴君形象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能把他和夏桀、周幽两个昏君紧紧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后世的荒淫帝王开脱。此外，在纣王故事里加个妖冶无比的美女，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品，何乐而不为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尧舜之类的贤王，也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昏君，而这两类帝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不可少的。作为一般帝王，难以自比尧舜，但也不承认自己是昏君。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反面典型，选来选去，认为纣王很够标准。自战国以后，历代史家说到暴君，必言夏桀、殷纣。起初关于纣王的反面材料尚不丰富，魏晋时期增添了离奇情节，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就把纣王描绘成了杀人成癖、惨无人道的恶魔。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释，也不忘记丑化纣王。《今文尚书》失去之后，到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添了商周时代的所谓文献依据，而事实上真正的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尚书》、《周书》诸篇中，均无纣王无道、荒淫误国的记载，也无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事例。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行的叠加，人们只恐其少，不厌其多，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澄清。除去这些正史资料之外，一些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推波助澜，把纣王宣传得更加可恨。比如，在宋代，就出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元代出现了《新刊全相评话武王伐纣书》，塞进不少神怪故事。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被引用最多的当数《封神演义》，书中不仅充分展现了明君、暴君的种种行为，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尽管是明显的荒诞无稽，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同时并存，敌对双方人物都成了神仙，少了殷纣王这种反面样板行吗?
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
其三，远王族，用罪人，不是进步措施，恰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纣王与其叔父、兄长都成了仇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和残害他们，相反却莫名其妙地重用四方罪人，大大激化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结果遇到紧要关头，这些家伙一哄而散，而这些多罪逋逃者，大半不是劳动人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怎么能算进步措施呢?
其四，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事实。商代后期整个社会滥饮成风，奴隶主们尤其好酒，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纣王作为最高领导者带头酗酒，不理政事，使**之风肆意蔓延，进一步加速了商政权的垮台。关于酗酒之罪，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主要罪行。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是周公借此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不是故意夸大纣王的罪状，也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有一些有关纣王暴虐的材料也是来自周朝的内部文告，他们的宣传不会全都无中生有，也不会过分夸大其辞，否则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不能认为只要是周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对纣王的污蔑，从而一概否定。
如何看待殷纣王的功业，也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比如征伐东夷，首先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等史料看，东夷各族和中原各民族早就有过交往，既非始于纣王，也非终结于商朝。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纣王父亲帝乙时期，就曾多次征伐东夷，纣王只不过扩大了战争规模，取得了所谓辉煌胜利。显然，这是具有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的功业。
至于说到纣王对于推动东南地区文化发展而做出了贡献，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布广泛，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如山东一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化，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鄂皖一带的青铜文化，与殷代不相上下，而风格不同于安阳，这些都不是纣王推动出来的。二是目前尚无充足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规模南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推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争偏重于掠夺人口，弄得俘虏难以消化，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长期驻扎，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建设的史料，更无促进教化之类的记载，怎能说明他对东南地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那么，纣王是否发扬光大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是否能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而做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显然这也属于溢美之词，或是牵强附会。再说他为了讨好女人，而建璇宫，筑鹿台，设玉床等，更不是什么功绩，而是大兴土木、追求享乐和劳民伤财的证据，根本不值得肯定。总之，从种种事实来看，殷纣王应该算是暴君，至少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想要彻底为他翻案，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有较大困难。要真正弄清殷纣王的本来面目，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