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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翌知道我跟付文心是高中同学，他倒讲究先来后到的江湖规矩，有时见到我们在一起，向我打招呼尊敬地叫我：“小宇哥。”
对于这哥们儿的痴情，我比付文心都感动，她老说你感动那你从了王翌吧。
可惜本人纯直，恕难从命。
付文心除了去凉面店跟闺蜜梅哥叙叙旧，大部分空余时间花在上自习或跟我散步聊天以及傻待图书馆着看书上。
我们相互推荐好书看，两三年下来，学校图书馆我们认为好的书基本都被翻遍了。
王翌仍然对她不离不弃，心甘情愿扮演书僮的跟班角色。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书，书僮不在旁边，我悄悄问付文心：“袁正和王翌，这两人中你必须选一个，你怎么选？”
“世界上没这种必须的事儿？”付文心看着书，一脸不屑地说。
“这样吧，假设一下，袁正和王翌站在你面前，日本鬼子拿着东洋刀对着你的家人，你不选他们的刺刀要刺下去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她依然看着书，说：“这个假设不成立，现在哪个日本人敢用东洋刀指着中国人？”
“假设成立就不叫假设了，我们假设你穿越到1944年，假设我刚才说的情景，要你选，你怎么办？选选呗。”
付文心终于放下严肃的表情，也放下了手中的书，说：“我也做个假设，还是你说的情景，日本人拿刀指着你的家人，地上有一摊猪屎和一摊狗屎，你必须吃掉其中一摊，不吃你的家人就成刀下俎了，你选一下，你吃哪摊？”
想不到这小妞如此犀利，我只好作罢，说：“你赢了，不玩这假设游戏了。”
她脸上瞬间露出胜利的笑容。
这么多年我唯一一次厚着脸皮问她为什么喜欢跟我待在一起，她说我酷、有趣。
于是，大学那几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解“酷”和“有趣”是什么意思，但最终没来得及参透。
我不太爱说话和交际，书生意气，对世俗不免不屑一顾，可能这就是她所说的酷吧。
至于有趣，我想是因为我喜欢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迷恋自由，不默守陈规。比如在付文心看来高中有一次我们逃课出去玩就很有趣，她说这一辈子都遇不到那么有趣的事情。把我感动坏了。
那次是这样的，我带她去河边玩钓鱼，再拣几朵蘑菇，然后把鱼清洗干净，和蘑菇一起放到竹筒里面烤，烤熟之后切开竹筒，顿时香气扑鼻，小时候外面经常玩这个。
她说从来没吃多这么好吃的山珍野味，她问我为何随便做点什么都能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如此有趣。
我说这叫穷乐不叫有趣好不好。她说在她看来就是有趣。
她还说我这是典型的双子座性格，一面向阳，一面深埋泥土，像个孩子。不过我从不信星座这一套，把人分成12种，太对不起自己的个性，我只能属于第十三种星座。
时光如流水，我有时害怕毕业，她说我害怕的是失去童真。
我被她看透了。
除了为《潮》撰写稿件，我仍然没有放弃私人化的写作。到大三时，我已经有30万字的存稿。这些文字来自我的灵魂，我珍爱它们犹如珍爱自己的孩子。我称之为“抽屉文学”。
这些文字不像郭敬明的花花文字那般灯火酒绿，难以出版，但我无法压制和放弃表达的欲望与权利。于是，我不停地写。
王小波说：“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而我，把幼稚的思想倾泻在纸上，重复着古老的“游戏学”，发泄着席勒所说的“剩余精力”，仅此而已。
我没有放弃理想，时常回味我们来北京之前那些信誓旦旦，我更加勤奋地书写。
我把写好的文字打印装订了20份给朋友看，想不到这20份打印稿在北京高校流传，很多外校学生看了之后给我写信，有的还来宿舍拜访。我因此交上了一些热爱文学与思考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教现代文学的庄教授，一个和蔼可亲的带着高度老光眼镜的老头儿，鼻子上一颗黑痣，黑痣上还有几根粗粗的黑毛，把脸点缀得有些调皮。
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杂志《潮》的招聘会上，他给我的感觉便是一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看了我的文字，甚是喜欢，说有“小鲁迅”的风格。
有一次开鲁迅的研讨会，他让我带着稿子去，要帮我推荐给一个出版商。
但凡写作的人，最大的梦想莫过于文字能变成铅字，自己写的书能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这跟金钱和名气无关，而基于写作者的尊严和理想主义——表达自己，让自己的声音传给别人，哪怕只让一个人从中汲取到益处，已足矣。
研讨会在怀1柔区的高级度假村举行，到会的都是高校和社科研究所的教授和老师，还有一些出版界的同仁。就我一80后，跟他们坐在一起，心里并不发虚。
长年累月的阅读经验给了我这样的启示：阅读不仅可以增长人的知识、开阔人的胸怀，还能壮胆。不管谁在我面前说什么，都吓不到我，这便是阅读的力量。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大家一一发言，精彩十足。最后，庄教授起身把我介绍给了大家：“这是文科大学中文系的后起之秀，曾小宇，小伙子文采斐然，文字老辣、有力度，对鲁迅先生有自己的研究，很不易，以后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众人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主持人姓冯，叫冯玉强，《新言论》周刊的主编，是文科大学的校友，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眼睛微凸，嘴唇宽大，像一只有思想有活力的青蛙。
他说：“现在少有年轻人还去读鲁迅，所以对鲁迅的研究老中青之间已经出现了断层，特别是年轻人太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有小曾这样的理想青年参会，很荣幸啊。”
接着，主冯玉强让我发表一下对鲁迅笔下看客形象的看法。
我不慌不忙，字正腔圆地开始描述：“歌德把艺术家与现实的关系概括为：他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主人。从民俗的角度看，雨果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普希金笔下的高加索山脉都具有特定的民俗性，因为这些城市和景物浓缩了深广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内容，是展现一个民族历史和生活的窗口。因此，鲁迅先生的思想文章不可能脱离现实土壤而凌空。‘看客’其实是封建社会贫瘠的物质条件和腐朽的文化环境双重作用的畸形产物。”
“鲁迅先生曾在1934年5月16日写信给郑振铎，说：‘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
…’总的来说，这些‘看客’之所以被沦为‘看客’，是因为空虚无聊。无聊，既有物质上匮乏也有精神上匮乏的意思。如何超越无聊，寻找到生命的信仰？萨特所谓‘生命的意向性’，海德格尔所谓‘边缘体验’正是指消解这种无聊，使生命获得真正的价值。”
“近代以来，民族解放与独立思想，观念价值的现代化诉求，制度的更新意识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因此，启蒙便成为主要的历史任务。在某种程度上，‘看客’代表了旧的封建社会，鲁迅先生之所以对‘看客’声讨笔伐，就是对旧社会各种陋习的和制度的否定，同时，麻木无知的‘看客’也是鲁迅先生欲启蒙的对象。”
“在现实生活中，大街上弱者被抢、被害，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走的新闻并不少见。在《鲁迅全集》中，群众的这些精神危机、道德危机都被鲁迅预言过，今天要‘超越鲁迅’的人，还是先安静下来读读《鲁迅全集》，慢慢地靠拢鲁迅先生，再谈超越。”
“谢谢各位老师，我的发言结束了，稍显幼稚，请各位前辈指正！”
我的发言刚结束，会场顿时掌声大作。大家感叹，年纪小小，如此深刻透彻，实属不易，纷纷过来跟我握手寒暄。
庄教授微笑着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酒店旁边有一大湖，湖边凉风习习，送来来水藻的气息和淡淡的腥味。下午没有会议议程，参会人员吃完午饭后都到湖边散步聊天去了。
原本以为文人雅士聚会应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大家无一不在讨论网络上最热门的不雅照事件和**案，谈得风起云涌，各抒己见，一时观点不同，争论**案里那女的究竟被几个人轮了，尽要打赌发誓。
这本来便是悲剧性的社会事件，稍有怜悯之心的人都该同情受害人谴责暴徒，他们却色眯眯地调侃，这些可悲的性压抑的中老年人，还是这个社会顶尖的所谓的文化人，究竟魂魄都去哪里了？
文化看来多半得靠装，失去文化的逼格很容易，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谁又不喜欢讨论八卦性事呢？八卦性事才是生活；文学，那是离生活非常遥远的理想。
我不能堵住他们的嘴，强制要求他们不准谈论艳照门和**案，只能不让自己失格。
很小的时候我已然认清这一点，自从蛇进入了伊甸园，这个世界的纯洁便被玷污了。那时看到一个同学看插画版的《安徒生童话》，他对旁边的一个同学说，妈的这美人鱼怎么个个戴着胸罩，看得老子不爽，真想把她们的胸罩扯掉。
当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都想着去扯掉美人鱼的胸罩时，这个社会已然失格，童真，已然脆弱得像童年的脆皮冰淇淋的脆皮。
当年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一边疯狂**，一边狂写爱国文章，但他写出来的文章依旧让人荡气回肠，没有沾染**的味道，这便是文人——磨刀霍霍，两头杀。我们记住文学的光辉，不必去记住文人的阴霾。
庄教授正靠在湖边的栏杆上跟一个少妇聊天，他招手让我过去。
这少妇不少，而是熟妇，在北京做文化出版的人都知道此女的大名。她叫汪子蕙，远东书媒的ceo，一手缔造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帝国，年近四十一二岁依旧单身，保养得跟30岁的女人差不多。
她看到我走过去，眼睛炯炯发亮，像两张会说话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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