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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款的家在哪？你领我们去守着！”汪家仁说着，将枪掖进裤带里。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孙德林只好把他们领到老北站后面一个居民小区，随便找一个从外面看很不错的楼房，用手往上面指了指：“喏，就是那个屋！”
孙德林指的是六楼，那个房间外面安着空调机，窗里一片漆黑。
孙德林给他们讲了那个“大款”的体貌特征，把这一切弄得像真的似的。
根据他的提议，他们在大楼附近找了几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分开守候，免得集中在一起容易暴露。
等了一段，孙德林又想捉弄一下汪家仁，把他支到人民医院去一趟，说：“二哥，你去看看那个被扎了两刀的娘们儿是不是在那里住院，因为她有个妹妹在那个医院当医生。要是‘大款’下了飞机直奔医院可就糟了，必须把情况弄个明白……
“那个女的姓什么，叫什么？”汪家仁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哎，这事还不好办吗？只要打听今天早晨肚子挨了两刀的那个女人，就是她了！”孙德林有点不耐烦。
汪家仁怕再被孙德林说“猪脑子”，加上他善于跑腿，此事也关系到自身的安危，便二话没说，骑上摩托车走了。
孙德林和汪家仁在那里一直守候到下半夜，也没看见那个“大款”回来，楼上那个有空调机的窗户一直漆黑。汪家礼问：“大哥，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消息没弄准？”
“很可能。”孙德林说。原本是虚构的事情，他正好用汪家礼的话借高下驴。“我们在绑那个女人的时候，她说她男的今晚坐飞机回来。”
“哎，你们怎能信她的话呢！”汪家礼为一贯精明的孙德林竟然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而感到惊讶，“在那种情况下，她能对你们说真话吗？”
“妈的，我们上当了！”
“现在怎么办？”
“撤呗……”孙德林故作失望地叹了口气，“真对不起，把你们也折腾大半宿。”
不顺，太不顺了……事后，孙德林越想越窝火。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自己没有一支手枪。既然汪家哥俩能买到枪，为什么我就不能也去买一支呢！
以前，孙德林为了买枪，曾和王文绪、汪家礼去过广东省的澳头、汕头，还有海南，但都空手而归。现在他决定，和孙德松再去广西走一遭。
临行前，他和孙德松在饭店包间里备上酒席，宴请汪家哥俩，向他们求教去广西买枪的“经验”。
走向边检站
汪家哥俩反复斟酌，从多方面权衡利弊之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应该支持孙德林买枪。
此刻，汪家礼也举起一杯酒，捧向孙德林：“大哥，小弟祝你此行一路顺风，马到成功！至于路线怎么走，到了那边怎么办，小弟一定献计献策，供你们参考。来，干！”
“借你吉言，干！”孙德林满面春风，就像他已经把那个东西买到手了似的，一扬脖儿，又干了。
宴后，汪家礼和汪家仁手指地图，向孙氏兄弟详细介绍了上次买枪的路线和经历，给他们提了不少建议。
准备妥当，5月的一天，孙氏兄弟带着3万元钱奔赴广西。他们抵达防城港东兴镇，在那里一呆就是半个月。狡猾的孙德林让孙德松和他分开行动，以免发生意外时两个人都跑不了。像青少年时代那样，他总是以庇护弟弟为己任，即使他们长大成人了也依然如故。
孙德林让孙德松到南宁去玩，自己以旅游名义找到一个向导，用身份证办了“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和向导一起进入越南。他按照汪家哥俩指引的话，到xx活动，寻找走私枪支弹药的人。语言不通，交谈、办事很困难，幸亏有那个向导，人很机灵，对当地情况也熟悉，比较得力。孙德林见向导很可靠，就想：此行能否如愿以偿，就看这小子的了。他用小恩小惠笼络向导，然后向他提出了想买一支武器的要求，事成了给他500元钱。
“我在东北做生意，买枪是为了防身。”孙德林说：“这件事你一定帮助我办成！”
“好的，我一定尽力。”向导听说有500元的好处，办事变得更加爽快了。
果然，这个向导貌不惊人却十分了得，在当地路子很多，两天后，他就给孙德林拿来一支“五四式”，要价5500元。
这支手枪虽然比汪家哥俩买的枪贵出不少，可是孙德林还是当即买下了。多花点钱他不在乎。有了这支枪，回到沈阳可以抢到更多的钱。
哈，枪终于买到手了！夜深人静，孙德林翻来覆去摆弄那支枪，爱不释手。他想象自己把这支枪带回沈阳，面对汪家哥俩那种神气的样子；想象着自己将枪口对准那些“倒霉蛋”，逼着他们保命舍财的那种威风劲头……他越想越兴奋，越想越陶醉，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可是，如果光有枪却没有子弹，那么这支枪不就成了一块废铁吗？
孙德林对向导说：“喂，你还得给我弄点子弹来！”
向导感到为难：“没有子弹呀！”
“可我得试试枪啊！不试枪，我怎么能知道这枪好使不好使呢？”
“好吧。”向导无可奈何妥协了，“我去试试看。”
孙德林知道向导有办法。这边的人都鬼得很，你不抓紧不施加压力，他就像条泥鳅似的滑脱了。
不出所料，向导拿来了子弹，一共7枚。
孙德林将子弹压进枪里，用手掂了掂。试枪是假，要来子弹是真。直到这时，孙德林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枪买到后，孙德林归心似箭。怎么才能带枪顺利通过边境检查站，是一大难题。临来时，汪家礼叮嘱过他，人、枪必须分离。这样，即使被抓了也能抵赖。
孙德林对向导说：“过检查站，你带着这个吧！”说着，用手指了指枪。
“那你……”
“我可以带子弹。”
向导面露不快，揶揄道：“你这个人呀，长得五大三粗的，实则胆小如鼠。过境的时候不搜身，什么事情也没有，怕什么哟！”
孙德林有些犹豫。是呀，好不容易把枪买到了，他实在不愿把这个宝贝疙瘩交给别人。
向导又说：“过境的时候，你只管走好了，检查站的人我都认识，熟得很。”
孙德林一想，也是的，几天前过境时，从边境检查站通过的人成千上万像流水，没看见把哪个人给拦住，发现了什么。枪，还是自己带着吧。
5月9日下午，孙德林和向导准备妥当，离开异国土地，一前一后地向边检站走去。向导在前，孙德林在后。那支“五四式”就藏在他的身上，压着子弹的。离开旅店前，他站在镜子前面左看右看，觉着什么毛病也看不出来，这才放心上路。
可是此刻，孙德林越是走近边检站，心里越是有点怕。他努力迫使自己镇定下来，在受检队伍中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一点一点地走近了边检站。
然而，孙德林凭借敏锐的感觉，发觉情况不大妙。明明他离边检站还有一段距离，可是那几个武警战士总是不时就向他投来警觉的一瞥，然后迅速将目光移开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怎么回事，难道我露出了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孙德林想起身边的向导，可是一眨眼工夫，那个几天来一刻也没离开过他的向导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却不见了！
“老大”落网
不好！孙德林猛地一激凌，突然有一种预感：那个向导是不是警方的“线人”？
孙德林停住脚，不再往前走了，本能地向后面退去……可是，这样岂不更坏事吗？
正在孙德林忐忑不安地折腾的时候，几名武警战士向他奔过来了。
跑！这个字在孙德林脑子里一闪，两只脚飞快地奔跑起来……
“站住！”武警战士们在后面追赶，边追边喊。这是一群为了祖国边境的安宁而恪守职责不怕死的娃娃兵，他们即使已经知道前面那个疾步奔逃的东北大汉身上带着可以要人命的枪支，也奋不顾身地冲了过来。
奔跑中，孙德林用手向那支手枪摸去……枪是现成的，还压着子弹。按他的性格，回头一匣子扫过去，至少能抓四五个垫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可是又一想，那样岂不把老三也坑了吗？这次来东兴，无论住店、办通行证，他们哥俩用的都是真身份证。我完了不要紧，老三不是也要“进去”吗？如果再把沈阳的事勾连起来，就更糟了。反正买枪不犯死罪，押我几年还可以出来，何必自寻绝路呢……
这样想后，孙德林收住脚步，站住了，转过身，高高举起双手……武警战士们冲过来，给他戴上了手铐，从他身上搜出了那支“五四式”。
孙德林从武警干部脸上那带着嘲讽的微笑中猜出，举报他的就是那个向导。也许，自己从一开始就踏进了警方设下的埋伏。他们早已在边检站设下罗网，等着自己送上门来。
就这样，那支“五四式”在孙德林手里还没焐热，就被边防武警收缴了。
孙德林以走私武器、弹药罪，被东兴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至该市人民法院。
在南宁游山玩水的孙德松，一回到东兴就傻了眼。犯罪嫌疑人在刑拘审查期间不许会见亲属，孙德松呆了几天，急得抓耳挠腮却毫无办法，最后只身一人回到沈阳。
汪家仁、汪家礼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孙氏兄弟此去广西，未必能把枪买到；但是孙德林买到枪后却被边防武警抓了个现行，很出乎他们意料。没想到，在沈阳“黑道”上东打西杀了10多年的“老大”，竟然会在大西南边境栽了跟头。
汪家仁心里很慌，问汪家礼：“你说，他在里边能不能把咱们的事抖落出来呢？”
“我看不会。”汪家礼显得胸有成竹，“他那个人有脑子。买枪犯了，就案子说案子。他能再往自己脑袋上加罪名吗？再说，还有老三呢！他要是把我们供出来，老三跑得了吗？”
和汪家仁不同，在震惊之后，汪家礼产生一种很难说得清的复杂心情。他比汪家仁想得远，想得多。他暗暗庆幸，边防武警只抓住了孙德林，没抓住孙德松。如果他们两个同时落网，事情就可能变得复杂了。
他又觉得，孙德林“进去”，对他们来说反倒是件好事。让那个家伙在铁笼子里蹲几年吧，他们身边少了一个威胁。
不过，当着愁眉苦脸的孙德松的面，汪家礼还得装出一副同情、焦急的样子，不住地唉声叹气。
“我还得去广西。”孙德松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去广西活动活动，把大哥救出来！”
“能判多少呢？”汪家仁问。
孙德松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刑法》，说：“我买了一本这个，新的，从去年10月1日起施行。”他迅速翻到折叠的那一页，说：“走私武器、弹药罪放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里，第二节第151条是这么规定的：‘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货币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汪家礼将那本书要过来，翻看着。
这几个匪徒过去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何曾想到过法律？今天，出于对落网同伙命运的关切，他们居然也琢磨起《刑法》的条文来了，真是绝妙的讽刺。
汪家仁用手摸了摸秃顶，皱着眉头说：“这上面说的好像都是些‘活动话’呀！前面说判‘7年以上’，后面又说判‘3年以上7年以下’，到底按哪个判呢？”
孙德松说：“我大哥应该属于情节较轻的。他没等过边境检查站就被抓了，而且没有拒捕，态度也好。我估计，往最坏说不能超过4年。”
“那也难说呀！”汪家礼又叹了口气，心里却在兴灾乐祸，“法律还不是由人来执行吗？要是‘老大’在里边不老实，打人啦，越狱啦，把警察或者法官得罪了，多判几年也不一定！”
越看越像的重点嫌疑人
这一说，孙德松更急了：“不行，我得赶快去广西，把大哥救出来。二哥、三哥，我这来来去去，到那边上下疏通打点，干什么都少不了用钱，你们借我点吧！”
一提借钱，汪家哥俩都不吭声了。
他们心里清楚，要把孙德林营救出来，谈何容易？那不过是说说而已。钱借出去，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们两个爱钱如命，加上与孙德林不和，怎能舍得往他身上花钱呢？汪家礼想，当然，如果能把孙德林救出来，他干几个案子，也就有钱了。但问题在于，汪家礼并不希望他早出来，多关他几年才好呢。
汪家仁说：“老三，你知道，我这人拉家带口的，日子过得挺紧巴。再说，我这人手里也放不住钱，有钱就花……”
汪家仁爱嫖，钱都花在小姐身上了，孙德松是知道的，孙德松把脸转向汪家礼。
汪家礼原想也用一番“哭穷”的话婉拒，后来一想，既然二哥这样说了，自己
就不便和他同样一口拒绝；倘若一毛不拔，几年后孙德林放出来，会来找麻烦的。这样想过之后，他才说：“三弟，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老大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能不管。怎奈我也拿不出来多少，手里还有3000元钱，是我准备做买卖用的，你有急用，就拿去吧！”
区区3000元，无异于杯水车薪，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孙德松从汪家礼手中接过那3000元钱，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俗话说：人走茶凉。汪家哥俩本来就和大哥关系不睦，日渐疏远，现在落难西南吃了官司，他们躲犹不及，哪能再往他身上粘呢！能借出这3000元就不错了。
孙德松四处筹款，把亲戚、朋友搜了个遍，凑得4万元钱，再次去了广西。
孙德林走私武器、弹药一案，经东兴市人民法院审理，于1998年11月30日以（1998）东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孙德林犯走私武器、弹药罪，处以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
宣判后，孙德林不服，以其有认罪态度好的从轻情节及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于同年12月29日作出终审刑事裁定，认为：原审根据本案事实、情节量刑适当，被告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终审裁定宣布后，孙德林被押解到宾阳县廖平劳改农场砖厂服刑。
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沈阳市公安局“3·8”联合工作组的侦察员们兢兢业
业地工作着。
他们到案发现场开展调查，向被害人家属和目击者了解情况；
他们到皇姑车行等重点地区和场所化装侦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
他们不放过每一个涉枪线索，抓住不放，一查到底；
他们在局机关和交警支队协助下，清查摩托车牌照，重点摸查红色两轮摩托车……
线索是纷繁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压力是沉重的。但是，联合专案组的同志牢记上级党政机关的嘱托和全市人民群众的期望，把压力变成动力，不分严寒酷暑，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到1998年2月中旬，列出全市符合年龄段等工作条件的嫌疑人86万人，重点嫌疑人2．3万人。其中，采纳掌纹1．5万枚，排查去向不明的重点人员332人，查获涉枪案件线索30多件……
联合专案组围绕主要嫌疑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重点侦查，阎令旭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天，联合专案组从皇姑车行获得一个线索：在“11．9”杀人抢劫案发生的当天，一个因盗窃被判长刑的犯人，戴着摩托车头盔，在车行的高档车市场里转来转去。认识他的人和他打招呼，他没理睬。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就发生了南市阀门销售门市部杀人抢劫案……
一个被判长刑的犯人，怎么会出现在车行里呢？他既不卖车也不买车，到车行干什么？撇开“3·8”串案不说，也要把这个人查一查。总指挥部对这一线索十分重视，要求联合专案组对这个人抓紧调查。
经查，那个神秘人物名叫阎令旭，34岁，身高1．72米，原籍黑龙江省鸡西市，原住皇姑区。该人曾在某劳改支队当看守员，1989年参与团伙作案偷盗汽车，被判20年徒刑，1995年3月15日越狱潜逃。此人会开车，会打枪，胆大手黑……
当有人在车行看见这个阎令旭时，不久便发生了南市阀门经销门市部抢劫案；当他的踪影在沈城消失后，“3·8”串案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没再打响。还有，阎令旭的原籍鸡西离生产“11．65”手枪弹的11军工厂也很近……这些都使人感到，这个阎令旭似乎与“3·8”串案有着某种关系。
阎令旭的各方面情况越看越像“3·8”串案团伙的成员，总指挥部要求联合专
案组对他开展重点侦查，后来发出了抓捕他的指令。联合专案组围绕阎令旭及其接触关系，在市内并赴外地开展侦查，做了大量的工作。
加大侦破力度
刑事侦查工作中，嫌疑人“越看越像”案犯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也是正常
的。在没有最后确认案犯之前，谁也不能将哪个重点嫌疑人轻易地排除，予以否定。
如果仅有一个阎令旭倒也罢了，联合专案组经过筛选、分析，对一个又一个类似阎令旭这样的重点嫌疑人开展侦查。每一个嫌疑人的侦查从一开始都充满着破案的希望，可是结果却总是相反，不是否掉了就是没有结果，希望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鉴于“3·8”系列案件串并的6起案子所侵害的目标，分析犯罪分子主要是从有
大宗现金交易的场所选择对象，然后尾随伺机作案。根据这一规律，市公安局要求市内5区分局把皇姑区车行、和平区南二和南五批发市场、沈河区五爱市场、铁西区中国家具城、东陵区南塔鞋城等处作为侦控“3·8”串案的重点阵地，指定民警和协勤人员落实监控任务。
正当公安局对“3·8”串案加大力度开展侦破的时候，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孙
德松正在策划着干一起更大的案子。
孙德松为了营救孙德林，在广西呆了好几个月。他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
寄希望于司法腐败，想靠钞票打通上下关节，给孙德林办个减刑或“保外”什么的。可是，他打错了算盘。除了按规定日期到宾阳县廖平劳改农场见一见孙德林，两个人用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暗语作些交谈外，什么也没办成。事情尚无进展，带去的4万多元已经花掉了3万多元，他只好在1998年春节前回来了。
孙德松一回到沈阳，急着去见汪家哥俩，向他们讲了孙德林的刑期和在劳改农场的处境，然后提出借钱。可是，当即遭到他们拒绝。这次别说3000元，连3元也没借出来。
没有钱，孙德松十分焦急：到哪去弄钱呢？
他想到了———抢。
对，只有抢到一大笔钱，才能继续到广西活动，把疏通、打点的事做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大哥一出来，什么都好办了。
要干抢劫，他只身一人，赤手空拳，显然不行。他的想法是，“踩”好“点”，然后找汪家哥俩一起干。
孙德松骑着摩托车，专挑有大额现金交易、流通的场所去，在沈城到处乱窜。这样跑了一阵后，他在五爱市场相中了一个目标。
这天晚上，孙德松来找汪家哥俩，对他们说：“我看好一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在五爱市场，有个联运站，往外发货还汇钱，咱们可以干一把！”
白色轿车
汪家礼听了孙德松的话，怦然心动。
从1997年11月9日他和汪家仁干了南市阀门经销门市部那个案子算起，到现在快两年没再干了。公安局在全市大规模地进行搜捕，他们不能不有所收敛；孙德林进去了，兔死狐悲，忐忑不安。总之，他们感到必须多加小心。
孙德松见他们对自己的建议未置可否，以为他们是在犹豫，就说：“怎么，你们怕了？洗手不干了？我大哥现在每天都在劳改农场里受苦，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实际上，孙德松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提出的“干一把”的建议，正合汪家哥俩
的心意。快两年没再摸枪了，他们时时感受到对金钱的饥渴。汪家仁的钱都嫖光了，正等着补充钞票。正如落网后的他说的那样：“我们弄到钱了，就使劲儿花，花完没钱了，就又干。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汪家礼呢，虽然和妻子离婚了，但他一直惦记着儿子，总想在有生之年给儿子留下一笔钱。他和赵晶已经定好，要在今年年底前把两个人的婚事办了。他们哥俩不经商，不拉脚，天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如果不出去抢劫，钱又从哪里来呢？
翌日，他们3个人装作个体业主，由汪家礼驾驶一辆货车，来到五爱市场联运站观察。以后，他们又去了几次。看过之后，3个人在一起谋划时，汪家礼摇了摇头，说：“不能在联运站那干。”
孙德松问：“为什么？”
“你没看见吗，那里人太多了，情况也复杂，不保险。”
叫汪家礼这么一说，孙德松没话了。在这个团伙里，他太嫩了，“资历”和
“经验”都不行；加上现在多少有点有求于人的意思，他只能听人家的。
抢劫联运站不行了，不过，峰回路转，他们在联运站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
那天，他们是骑着摩托车去的。为了便于“踩点”和跟踪，他们特地买了两辆
旧摩托车。一辆是红色“八达”牌100型，黄色车牌为“辽J·”，另一辆是红
色“长虹”牌，没有车牌。正窥视间，看见开来一辆白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
在联运站门口停下了。从车上下来3个男子，都像老板，风度不凡，走进联运站。工夫不大，他们出来了，拎着一个蓝色圆桶型的兜子，里面装得满满的，打开“桑塔纳”后备箱，往里面一扔，压得那车往下一沉……
汪家礼和孙德松对视一眼：钱？
“桑塔纳”开走了，他们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码：“辽A1881”。
“快，跟上它！”汪家礼低低说了一声，3个人跨上摩托车追了上去。
白色“桑塔纳”一直开到和平南大街，拐进原省人大办公大楼与嘉环大厦之间
的一个居民楼的院子里，在39—1号楼（简称1号楼）第一单元的门洞前停下了。车上的人从后备箱里取出那个沉重的兜子，叫开电子防盗门，走了进去。他们观察，1号楼是嘉环大厦后面两座居民住宅楼中南面的一座，有西、北两个出口。
回来后，3个人议论开了。
“那个兜子里，少说也有四五十万！”孙德松说。
“别急，咱们得把情况搞准，摸到他们取钱的规律。”汪家礼说，“要干的话，不找别人，就咱们3个。”
“就怕跟的时间长了，会引起怀疑。”汪家仁说。
“人不要多，你们两个换班跟。看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取钱，取多少钱，往哪送，走哪条路……”汪家礼一口气说下去。没有孙德林，他就成了这个团伙的当然指挥者。
从那以后，他们暗暗跟定了那个目标。他们发现，取款人坐的车有时候换了一辆白色“本田”。但不管哪辆车，差不多每天都停到那个楼前，隔三岔五就到太原北街银行、北市招商银行、五爱街联运站等地取钱，送到他们住的那个一号楼111房间里。不过从没看见他们把钱拿出来。对此，汪家礼十分着迷。
“他们那屋里能装多少钱哪？”汪家礼对两个同伙说，“他们每天至少带回来
几十万，最多的时候两个人拎个大兜子，我看能有200多万。那屋里不得放好几个保险柜装钱哪！”
孙德松手摸下巴，吞咽着涎水：“他们真有钱。是倒汇的？炒股的？”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反正做的大买卖。”汪家仁两只小眼睛放着光，显得
跃跃欲试，“‘够口’了，就干这个吧！”
暮色苍茫
按汪家礼的想法，这个“活儿”一两个月就该拿下来，可是事不遂心，他们断
断续续跟了4个多月。
为了互相联系方便，他们配备了手机和传呼机。汪家礼对两个同伙说：“只要老板从银行拎包出来，你们俩就传我，我就到位，咱们就动手。”他们为此特地约定了暗号：在传呼号后面加“555”。
在这么长的跟踪、守候中，汪家礼经常暗携两支手枪，做好一旦时机成熟就动手的准备。这伙匪徒的确有许多次下手的机会，可是都没干。有时，他们嫌老板装钱的包小，估计那里的钱“不够口”；有时，则是由于自己失误而错过了机会。
失误，往往是汪家仁造成的。
一次，汪家礼在那里等候到晚上5点半，没看见白色轿车去银行，汪家仁却骑着摩托车从银行那边回来了。
汪家礼问：“你怎么回来了？”
汪家仁说：“今天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没看见那辆车。”
“那你干什么去了？”汪家礼生气了，“人家今天出车晚了点，你不会等一等
吗？回来干什么？”
汪家仁受到责备，不吭声了。
汪家礼气得转身就走，没走出多远，看见那辆尾号是“81”的白色轿车开进院
了，取钱的人下车，拿着一个很大的兜子进楼了。汪家礼回头看着汪家仁，瞪着眼睛说：“你要不是我哥，我就……”他只说半句，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独自一个骑着摩托车跑远了。
即使汪家礼没把那后半句话说出来，汪家仁也猜得出会是什么话，因为他以前已经听过了。他的心一沉，猛地打了个寒噤……
汪家礼曾将汪家仁和孙德松两个人担任的角色对换一下，让孙德松去跟踪白色轿车，可是后来又换回来了。他认为，汪家仁也只能干那个下手活儿，到关键时候动手还得靠他和孙德松。
经过长时间观察，他们发现，老板们每逢周六和周日取钱的兜子最大。
汪家礼决定，还是进屋动手为好。也就是说，当老板从车上下来，拎着装钱的兜子走进111号房间时，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他就紧跟着进屋，开枪打死老板，抢走装钱的兜子。在屋里开枪，传出去的声音比较小。
不过，那个单元楼洞安的是电子防盗门，外人进不去。汪家礼把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孙德松。孙德松略施小计，就把那扇电子防盗门的折页弄弯了，门再也关不上了。
国庆节前后，他们的准备达到了高潮，除了10月1日那天他们“放假”之外，几乎天天都去那里跟踪、守候。
跟踪、守候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了，决定在10月19日这天晚上动手。
按分工，孙德松和汪家仁各骑一辆摩托车，跟踪那辆取款的白色轿车，汪家礼负责在下午4时10分以前将两支手枪带到现场。
汪家礼是提前10多分钟到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小翻领夹克式工作服，头戴一顶深色安全帽。汪家仁和孙德松也都同样化了装。时间还早，汪家礼在一个报亭前面装作看报纸。过一段时间，bp机响了，是汪家仁他们打来的，屏幕上显示出“555”的暗号。汪家礼明白，今天老板们到银行取了钱，而且数额不小。
一阵摩托车的声响从远处传来，汪家礼看见两个同伙跑过来，便迎了过去。孙德松神情兴奋，急促地对他说：“挺紧，进楼洞！”
汪家礼脚步飞快，走进1号楼第一单元的门洞。工夫不大，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进来了，他们已经将两辆摩托车放在院里一个隐蔽的地方。
暮色苍茫，天快黑了，朦胧的夜色对他们很有利。但是，现在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不时有人从这里经过。为了不引起人们怀疑，孙德松转到大楼东面的山墙后面隐蔽，汪家礼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之间轮流走动、逗留。他已经将一支手枪交给了孙德松。
按以往观察到的情况，白色轿车取完款回来，孙德松他们的摩托车比它回来快不了几分钟，可是这次他们等的时间却很长，左等右等也不见西门那边出现那辆白色轿车。汪家礼有些焦躁。难道出了什么变故？或者，白色轿车又多跑了一两家银行？因为从过去跟踪的经验看，老板们每天取钱不只跑一家银行，有时要跑两三家。如果今天是那样的话，倒是个好事，可以抢到数额更多的钱！
劫匪来到情人家
快到6点了，天完全黑下来了。就在这时，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出现在西边门口，向1号楼开过来。汪家礼对那两个同伙说：“来辆白车！”
那辆“本田”就是刚从银行开回来的取款车，到第一个楼洞前面停下了。副驾驶车门开处，走下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子，拎着个蓝色桶形旅行包向楼口走去。汪家礼用左手抽出手枪，叫开机头，藏在背后，跟随那个人走进楼道。那个人只顾低头走路，没有发觉后面有人。他敲了敲一楼111号房间的门，屋里一位妇女过来给他开门，他刚把一只脚迈过门坎，汪家礼追了过去，用手枪对准他的后背，厉声喝道：“不许动！把兜子放下！”那个人惊异地一回头，看见一个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夹克式工作服的男子横眉立目地看着他，手中握着一支枪……他大吃一惊，往屋里跑去，只听“砰！”枪响了，他后腰一阵剧痛，跌倒在地上。屋里那位年近5旬的妇女惊叫一声，向厨房跑去……汪家礼走过去，拎起桶式旅行包就往外走，汪家仁跑过来，接过那个旅行包，直奔摩托车……
且说那个年龄大一些的司机下车后正锁车门，忽听门洞里一声枪响，有人叫了一声，他心里一惊。这时，只见一个黑影向他直奔过来。来的是孙德松，他负责解决司机。司机一见不好，什么也不顾了，拔脚就往西门跑，边跑边喊……孙德松举枪射击，“砰！”没有打中。司机跑出胡同，横穿大街，直奔中山公园东门……孙德松见抢劫已经得手，没有追他。
汪家仁将那个装钱的旅行包放到他那辆“八达牌”摩托车的货架上，货架上有一根1．7米长的桔红色内胎，他用内胎将旅行包紧紧绑住，打着火骑上去，往北门急驶；汪家礼和孙德松骑着另一辆“长虹牌”摩托车，紧紧跟在后面。抢劫成功，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就是尽快地离开现场。他们拐过和平大街，顺着中山公园北墙来到南京街，通过体育场交通岗，上了南四马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他们事先停放一辆“倒骑驴”三轮车的地方。用他们的黑话说，这叫“打接应”，就是更换一下车辆，以便逃跑时更加隐蔽，不被人们怀疑。他们扔掉两辆摩托车，将装钱的蓝色桶形旅行包装进一个故意弄得油渍麻花的编织袋里，放在“倒骑驴”上，由汪家仁蹬着走。孙德松把他和汪家仁的安全帽扔进了附近的公共厕所里，和汪家礼跟在“倒骑驴”后面步行。犯罪分子是狡猾的，谁能想到刚刚发生的特大抢劫案与这辆“倒骑驴”有什么关系呢！走不多时，他们来到南五马路铁路机务段后面的一片住宅楼前。这是动迁安置居民住宅区，在其中一座楼的4层，有赵晶的一个单间。汪家礼在干了一件惊世大案之后，领着同伙来到他的情人的家。
抢劫100万
汪家礼将赵晶娘俩支走后，趁这工夫，把躲在楼下的孙德松也叫上来，闩了门，3个人解开编织袋，从蓝色桶形旅行包里取出钱清点起来。这是这个犯罪团伙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抢来的钱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以便平均分配。汪家礼怕孙德松多心，才煞费苦心地支走赵晶母女俩，让他上来点钱。
清点结果，他们这次抢劫了整整100万！
酒足饭饱，汪家仁走了，汪家礼留宿在赵晶家中。
“妈的，痔疮又犯了，淌不少血，像你们女人来例假似的。”
可能是对白色轿车跟踪时间太长，总也没得动手，汪家礼上了火，大便干燥，导致痔疮复发。
“来，我给你上点药。”赵晶关心地说，“这药你得坚持着用，不能刚见好点就停下了。”赵晶说着，拿过外用药，让汪家礼撅起屁股，给他上药。
“哎，你到底有多少钱哪？”赵晶上完药，洗净了手，问汪家礼。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处到这一步了，她不能不关心汪家礼的经济状况。
“我没有多少钱。有钱，也都放在二哥那里。”汪家礼巧妙地回避着。
一夜无话，第二天吃完早饭，汪家礼给了赵晶200元钱，让她到商店买衣服，又把她支走了。工夫不大，汪家仁和孙德松就来了，他们用自行车驮来一个家用石油液化气罐。孙德松对这个液化气罐作了“加工”。他们仍然用上次在铁西新开河河边扔掉猎枪的办法，将液化气罐的底部打眼割开，用铁丝拴上。到赵晶家后，把100万元现金、两支手枪和那个桶形旅行包装进液化气罐里，再用铁丝固定住。马路上，将一个普普通通的液化气罐驮在自行车货架上，有谁能会对它特别注意呢？
赵晶为了给汪家礼买衣服，特地邀了同楼一位女友一起去。女友纳闷儿地问：“买衣服最好自己去试，怎么什么事都找别人？”赵晶说：“他那人整天总瞎忙，没有空。反正我今天也没啥事，权当逛商店了。”女友知道，赵晶对她那个未来的老公有话就听，件件依从，也就什么不再说了。
她们在几家商店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买到中意的夹克衫，只好空着手回来了。在楼下，赵晶看见有两辆摩托车，汪家仁又来了，在他那辆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旧编织袋，只是已经瘪了；昨天看见推“倒骑驴”的那个人也来了，他的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液化气罐。
汪家仁笑着向赵晶打招呼：“回来了？”他指了指那个液化气罐：“这有个旧罐你要不要？”
“不要，咱家有两个罐呢。”赵晶说着上了楼，正碰见汪家礼往楼下走，他问：“衣裳买来没有？”赵晶说：“没有合适的。”汪家礼伸出手：“不买了，把钱给
我吧！”200元钱他也往回要……赵晶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还是把钱给了他，朝着他下楼的背影喊了声：“晚上早点回来，在这吃饭吧！”她嗅出，家里和走廊上有一股刺鼻的煤气味，赶紧打开了门窗……
汪家哥俩和孙德松带着那个液化气罐来到孙德松的家，平均分了款，每人各得32万元。剩下4万元留作“机动费用”。汪家仁感到把这些钱放在家里不妥，只拿走3万元，剩下的暂时存放在汪家礼那里，随用随取。
“案犯不除，没有宁日”
建国50周年大庆刚过，沈城“3·8”串案又打响了，而且抢劫金额高达百万之巨，这一案件震惊了省、市高层领导。
10月19日晚，当那个左手持枪的匪徒开枪打伤小曹，从他手中抢走了装着100万元现金的旅行包后，跑进厨房的那位妇女———开白色“本田”轿车的老张的妻子，用颤抖的手抓起手机，向警方报了案。
1号居民楼这套111号住房，是小靳5月份租的。他和小曹、老张夫妇4个人合伙炒股。他们几个人是朋友、邻居，合作得很默契。头一天他们聚在这里，共同分析股市行情，然后分头取款，把钱集中起来，第二天到股票市场操作。赚了，大家按投资数额分钱。19日这天下午，小靳因为开车与别人的车发生刮碰，到交通队进行处理，就由老张开车，和小曹在4时50分左右出去，到几家银行提取132万元现金
（100万元由小曹放在副驾驶座位前，32万元放在轿车后备箱里）。万没想到，平地冒出几个持枪匪徒，打伤小曹，吓跑老张，抢去了100万元现金。这真是祸从天降，损失惨重！接到报案后，和平区公安分局局长陈相忠、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景伦带领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不久，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峰，刑警总队总队长刘守军、副总队长姜沈生，市政法委书记王洁纯，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副局长吴宗声、于凌舜，刑警支队政委李凡、支队长张保华等相继来到现场。
在中心现场，也就是1号楼1单元111室门口的走廊上，发现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射击弹壳，弹壳底缘印有“11．65”字样；在走廊距111室门口1．5米的东墙墙根下，发现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射击弹头，已经变形。
在外围现场，在院内的地面上，发现一枚9毫米的手枪弹射击弹头，弹头侧壁有4条右旋来复线痕迹，已经变形；还发现一枚9毫米手枪弹射击弹壳，弹壳底缘印有“38．88”字样。技术人员将上述弹壳、弹头作了提取。
对现场上遗留的弹壳、弹头的检验鉴定表明，“10·19”特大持枪入室抢劫案又是“3·8”串案的犯罪分子们干的！
“‘3·8’串案犯罪团伙不除，沈阳没有宁日。”这是朱锦副市长的话，“10·19”案件的枪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3·8”串案犯罪团伙又作案了，这在客观上为公安机关提供了侦破的好时机。沈城公安民警在省、市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指示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决心紧紧抓住战机穷追猛打，把这个为害多年、罪恶累累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机不可失！在详细询问3名被害人的同时，刑警支队专案大队20多名侦察员在和平区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的配合下，以中心现场为圆心，以200米为半径，连夜在现场地区对群众进行走访。他们对目击者作调查，对现场的商业门点、摊贩、存车、门卫等人员作调查，对嘉环大厦后面两座居民楼（特别是发生案件的1号楼）的居民挨门逐户地作调查……通过这些调查，了解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后的行动情况；特别是要发现目击者，以便尽可能详尽而准确地掌握犯罪分子的衣貌特征，为侦破此案创造有利条件。
“3·8”串案再次打响，作为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杨加林，心情十分沉重。
扪心自问，“3·8”串案不破，怎么能体现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怎么向上级领导和家乡父老交代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0·19”案发后第三天，由杨加林拍板，将该案案情通过媒体向全市公布了。
通过媒体公布尚未侦破的刑事案件，既说明案情重大，也表明公安机关的决心和信心。不过，公安机关这样做也必然要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想当年，“1996·3·8”第一饲料厂工资款抢劫案案发后也向社会公布了案情，但至今未能侦破，人民卫士们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啊！然而，今天杨加林义无反顾，还是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因为他坚信，人民群众永远和公安机关心连心！
“10·19”案发后，杨加林在现场指挥勘检和侦查、参加议案会议时，也一再强调要求参战民警重视群众工作，把工作做深做细，充分依靠群众侦破此案。
侦察员们的走访调查情况很快就汇集上来了。案发前后，有许多人在当天晚上目击了犯罪分子。